来自专业医学杂志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年门诊量超300万人次的“超大门诊量”公立综合型医院超过50家，多数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包括部属部管医院、大学附属医院、省属医院、市属医院以及军队医院等各个类别，个别超大型综合医院年门诊量已突破700万人次。

超大型综合医院的建设对域外医疗资源布局具有虹吸效应。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就此提出质疑：“一些大型三甲医院的确集中了不少优势医疗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但把优秀人才、好医生都集中在一处，当地看不了病，必须跑到你这里，这符合区域卫生规划、医疗资源的合理布局吗？不一定。”

在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等部分发达国家，家庭医生首诊和转诊制度被严格执行，除急诊外，患者需经转诊才能到上一级医疗机构就诊。作为分级诊疗的重要环节，尽管国内不少大中城市也探索实行家庭医生签约制，但收效甚微。

一位中部省份医疗卫生系统干部告诉记者，家庭医生签约制在不少地方沦为形式主义，签了那么多约，但真正在诊疗过程中起作用的并不多，很多病历档案沉积多年，进不了信息系统，成为废纸。

医改统筹协调失衡。从筹资能力、医保水平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多个方面来看，医改仍存在部门、地区间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海在调研中发现，江苏苏南和苏北地区的医疗筹资能力存在较大差异，且地区和部门间筹资时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况。“省管县的财政经费参与统筹时，市一级是指挥不动的，需要省里出面协调，同时也存在财政和医保部门协调难的问题。”

城乡间的医疗资源分配失衡问题也一直备受关注。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钟东波表示，不同保障制度下的保障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比如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平均保障标准是4200元/年。与此同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约只有720元，如何提高地区间保障能力的均衡性是下一步医保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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