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丑闻”刚过，中药注射液巨头步长制药(603858.SH)再次陷入风波，与步长制药一起陷入舆论漩涡的还有中药注射液。5月初，前央视调查记者王志安在个人社交媒体炮轰中药注射液，5月13日，步长制药收到上交所审核问询函，连续13个问题，直指其业务推广模式，并要求其说明中药注射液相关产品疗效，中药注射液成为关注焦点。

股市反应直接，当日步长制药一度跌停，全天收跌9.76%，收于每股24.41元。自“斯坦福丑闻”事件后，步长制药股价从高于30元下跌至最低24元附近，累计跌幅超20%，市值也缩水至210亿元左右。

　　被问询的中药注射液

步长制药公告显示，公司于5月12日收到上交所的《关于对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63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其中涉及业务经营及模式和财务会计信息两大类13个问题，最让外界关心的则是“销售费用”和“中药注射液相关产品疗效”两项问题。

根据步长制药年报的信息，公司2018年销售费用高达80.36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59%，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其中，市场、学术推广费及咨询费74.86亿元，较上年数有所增长，占比超90%，其他费用9246万元。

对于80亿元的销售费用，《问询函》要求步长制药补充披露主要核算内容及对应金额、主要支付对象是否为关联方，同时要说明合理性，另自查并说明是否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垫付资金、承担费用行为。

今年五一期间，步长制药被卷入斯坦福大学招生舞弊，《洛杉矶时报》报道，斯坦福学生YusiZhao来自中国，2017年被录取，她的家人曾向升学顾问威廉·辛格(WilliamRickSinger)支付了650万美元，这也是招生舞弊案中爆出的最大数额。斯坦福大学校园刊物《斯坦福日报》直接曝光涉事女生父亲为步长制药董事长、联合创始人赵涛。

十多年前，步长制药就曾因行贿卷入“郑筱萸案”。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7)，被告人郑筱萸利用职务便利，为咸阳步长制药有限公司申报其生产的脑心通胶囊从地方标准升为国家标准获得批准提供帮助，于2002年收受公司负责人赵步长给予的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8.277万元)。

而在此次《问询函》中，上交所要求步长制药结合上市前后的试验及审批情况，说明中药注射剂相关产品的疗效，自查是否存在媒体报道的不良反应或质量问题。

公开信息显示，步长制药旗下产品多次因质量问题被有关部门“亮红灯”。2017年4月，脑心通胶囊中丹参酮ⅡA含量检测不合格被食药监部门曝光。2017年7月，主力产品脑心通胶囊被消费者投诉发现类似毛发的不明物质。主力产品丹红注射液频频位列安徽、内蒙古、河南、青海、杭州、萧山等多省、市卫计委或公立三甲医院的重点监控名单，累计26次被预警(严格监控)限制使用。

记者致电步长制药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电话均处于忙音。拨打官网客服电话，客服人员提供步长制药总机号码，记者多次致电，一直无人接听。

　　问题频出

据行业人士介绍，上世纪50年代，由于西药短缺，中药注射液开始出现，至70年代，中国“大搞中草药运动”，全国各地试制的中药注射液品种骤增，高峰时多达1400余种。目前国家批准生产的中药注射液百余个，大部分在1985年之前取得国家相关批文。

然而，近年来中药注射液却问题频出。

2006年，鱼腥草注射液等7个注射液因不良反应密集出现，被国家有关部门叫停。2008年和2009年刺五加注射液、茵栀黄注射液、双黄连注射液均发生不良事件，同时有死亡病例报告。2012年、2013年，红花注射液和喜炎平注射液因不良反应被国家食药监局警示，2017年更因临床使用过程中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被勒令停止使用。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中药占比16.6%，而中药不良反应/事件报告种，中药注射液占比53.7%。2017年中药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注射液占比54.6%，较2016年比例增高。

中成药企业山东康众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为胜告诉记者，现在国家对于中药注射液审批十分严格，生产批件很难获得。现在市场上的中药注射液虽然都经过临床试验，但并不严格，且早期审批临床试验要求的样本数量少，临床范围小，大面积使用后容易出现不良反应事件。

因为临床数据缺失、不良反应事件频发、不良反应报告数量居高不下等原因，国家已在医保限用、医保支付标准降低、纳入重点监控、修订说明书、即将实行的上市再评价等多方面限制中药注射液的使用。

2017年10月，中办、国办在鼓励药械创新“36条”中，提到要用5年到10年时间开展注射液上市后再评价，无法证明自身安全、有效的产品将遭到淘汰。

201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多次发布公告，将部分中药注射液说明书进行修改。2019年3月，各省市陆续出台省级重点药品监控目录，江西省提及20个品种，其中谷花、红花黄色素、丹参酮ⅡA三个品种在2017年中国医疗机构终端销售额均超10亿元。

　　千亿市场却地位尴尬

米内网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市公立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社区中心及乡镇卫生院(简称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中药注射液的总规模超过1048亿元，其中在城市公立医院及县级公立医院的市场份额合计超过八成。

在中成药市场的13个大类中，涉及注射液的有9个，其中，心脑血管疾病用药的占比超过60%，销售额超过701亿元。2016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中药注射液销售额前10个产品中，超40亿元的有7个，包括注射用血栓通(冻干)、丹红注射液、注射用血塞通(冻干)、注射用丹参多酚酸盐、喜炎平注射液、单身川穹嗪注射液和参麦注射液。除参川芎嗪注射液外，其余9个均进入了新版国家医保目录。

尽管市场巨大，中药注射液在我国仍地位尴尬。

与现代医学采用现代科学指导不同，中医理念主要基于中国古代哲学和经验，结合四气五味、阴阳五行、配伍归经等理论，讲求辨证施治，一人一方，并无统一的解决方案。而现代医学首先要找到疾病发生的根源，进而寻找单一的有效成分，要求明确具体的原理机制，尤其是直接注射进入人体的成分，必须原理和药效明确、高度纯化。

业内人士介绍，中药注射液只是基于古代理论的中医模仿现代医学的产物，在成分的有效性证明上，并不像现代医学逐一证明单一分子的有效性。由于很多中药注射液主要成分并不明确，多种成分由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未知，如果通过静脉注射，绕过消化系统，直接进入血液，必然存在安全隐患。

张为胜称：“中药注射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证明自身的有效性。”中药注射液所依据的理论、药理机制以及副作用发生机制及应对办法，都无法在单一的中医或现代医学框架下说明。

　　生存空间减小

上述业内人士透露，事实上，现在国内很多三甲医院已经默认减少使用甚至不使用中药注射液。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周医生称，中药注射液作用鸡肋，加之潜在的不良反应风险，平时很少会给患者开药。金山医院目前可使用的只有丹参和丹参酮两种注射液，同时对使用量也有规定，每月限量使用。

而无论是实际使用层面，还是国家政策层面，对中药注射液的限制都越来越多。

近期，湖南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发布《关于调整部分基本药物进入基层医疗机构使用的通知》称，对公示无异议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版)中的中标品种，除抗生素和中成药注射液外，全部纳入基层医疗机构使用范围，同时，对其中的基础大输液品种采取分步进入基层医疗机构的方式采购，予以限制，并强调将在省交易系统内监测执行情况。这就意味着，注射液在湖南的基层市场将全面受限，尤其是中药注射液将彻底失去当地基层市场空间。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销售的注射液市场规模为1021.5亿元，同比下滑2.52%。经统计，从事中药制剂生产的A股上市公司共18家，近一半企业2018年净利润增速同比下滑。在分析人士看来，政策对中药注射液、辅助用药的重点监控是影响企业业绩的主要原因。

龙津药业(002750.SZ)就在年报摘要中表示，公司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为医保目录对中药注射液的限制，注射用灯盏花素未能进入新版国家基药目录，以及辅助用药、分级诊疗、按病种付费等政策所致。振东制药(300158.SZ)则在报告中表示，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受医保控费及国家政策影响，公司主要产品销量下滑。

上述业内人士指出，从政策层面和业内大多数人的观点来看，只有进行再评价才能彻底根治中药注射液的安全、品质问题。但“目前国家并未出台具体的参照标准，企业即使有心进行再评价也无力实行。”

对企业而言，重启再评价，不仅花费数年时间，也需要巨大的经济成本，转型也成为不少企业的选择方向。华润三九(000999.SZ)、昆药集团(600422.SH)在内的多家制药企业开始压缩中药注射液的产品比例。

其中，华润三九公告称，在辅助用药目录政策和招标降价等压力下，中药注射液等非临床一线用药品种的销售和推广面临困难，公司继续调整产品结构，逐渐向健康养生、康复保健的两端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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