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此消息，以钟金亮、刘大勇等人为首的团伙闻讯而动，立即着手联系多家符合条件的公司报名投标。其中，钟金亮联络控制了10家公司，刘大勇联络控制了19家公司，朱有权联络控制了12家公司，共有41家建筑企业参与此次围串标。他们向每家公司支付了2万元至8万元不等的“委托费”，要求这些公司派人参加投标，中标后再将工程交还自己处理。

旁观者难免心生困惑，是多大的利益在驱动着这一切？根据业内“行情”，团伙“围标”成功后会将中标项目按标的额的4%至15%的价格卖出，有的串标人花费200万元运作“围标”，获利1400万元，回报超过600%。

在部分地区，招投标市场甚至形成了一种垄断。一些团伙通过串联的方式排挤合法守信的企业，饿死同行，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公司很难中标。

一个以“资质”为武器的角斗场 

有时，招标现场更像是角斗场。“资质”既是入场券，也是用于厮杀的武器。“谁掌握的资质多，谁就在‘围标’中占据优势。”杨先光是安徽一家建筑公司在江西市场的代理人，他深谙江湖潜规则。

通常，每个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文件都会对投标人的资格作出相关规定，若想投标，企业必须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有的人看到其中的商机，便专门做起了向围标人供应“资质”的生意。

一些具有施工资质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不再去承揽具体的工程，而是出卖“资质”供他人投标。这些企业出借“资质”的行为，业内称为开“介绍信”。工程标的金额大小以及对施工企业“资质”要求的高低决定了“介绍信”费用的高低。

根据近几年的“行规”，亿元以下的项目“介绍信”费用为2万元至3万元，亿元以上的项目为3万元至10万元。“有的项目对施工企业的业绩和施工资质要求很高，介绍费也会相应高出许多，我们知道价格最高的可达60万元。”办案人员程华说。

“单独去投标就像买彩票，常常有亏无赢。”杨先光曾在中部某地投标四次但都铩羽而归。据他测算，每次到外地投标，其中人员差旅费用就需两三万元，此外还需缴纳高额的投标保证金。在经历数次投标失败后，他转而向他人出卖资质。

与其站着投标亏钱，不如躺着出卖资质赚钱，是许多外地企业的通行做法。“总公司会以承包制的方式在一些地市开设分公司或办事处，你只要向他们缴纳数十万至百万元不等的承包金，就可以代理相关业务做起出借资质的生意。”邓增华说。

代理人和职业串标人逐渐形成依赖共生关系。串标人日常的“主业”就是和代理人打交道，请他们吃饭、娱乐。“对他们而言，有标要围的时候我们能为他所用；对我们而言，这样赚钱来得容易。”杨先光说。

盘剥下游利润催生豆腐渣工程 

“围标组织者是扰乱招投标市场的源头，串通投标直接造成了转包和非法分包。经过一系列围标操作，下游施工方的利润被层层剥削。”中部某地市交通运输局高级工程师闵斌介绍说。

围标团伙攫取了本属于承建单位或者中标企业的利润，承建单位或者中标企业想要获利就必须压缩成本，这也催生了许多豆腐渣工程和不合格产品。

例如，2012年4月，济广高速一路段改造工程现场曾发生一起坍塌事故，导致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486.9万元。经查，工程的施工方无任何建造资质，作业人员竟无一人具有行业从业技术资格证，甚至从包工头到建造师等多人，均为仅仅懂得雕刻技艺的画工。

调查发现，这起事故与施工单位资质不合格、监理单位缺位有直接关系。由于相关制度不健全，受不法利益驱使，一些施工、监理单位往往采取转包、挂靠等形式进入市场。

此外，极低的犯罪成本更让职业串标人有恃无恐，不少嫌疑人都是“惯犯”。我国刑法规定，串通投标罪的最高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嫌疑人侥幸完成一起较大工程的串通投标，其获利通常高达千万元，三年有期徒刑并不足以对其产生震慑作用。”程华说。

标后管理失序也助长了串通投标犯罪的猖獗。“许多工程项目都是当地政府的重点工程，有的即使发现了中标企业有转包或违法分包行为，但碍于项目推进进度，相关部门也不敢制止和处罚。”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对此，部分专家建议，将打击串通投标犯罪和扫黑除恶、反腐相结合，铲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此外，进一步规范投标保证金设置，压缩专业投标公司生存空间，增加“围标”串标成本；创新招标方式体现择优原则，加大信用评价机制的运用，提高优质企业中标概率；加强招标文件审查力度，规范招标条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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