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网报道，8月22日，蚂蚁金服发布了《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白皮书》，强调了隐私安全的重要性，全面介绍了企业的做法，并传达出“在隐私保护的路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理念。由企业发布安全白皮书的情形并不多见，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数据保护的举动，值得点赞。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数据安全日益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2016年以来，全国警方查获泄露的公民个人信息有1475亿条，平均每个人100多条。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泄露是犯罪之源，引发了大量的下游犯罪。2016年发生的徐玉玉遭电信诈骗致死案，就是因为罪犯掌握了考生的信息后实行了精准诈骗；在珠海，2018年8月，某嫌疑人通过他人获取了妻子和受害人开房记录、受害人的工作地点等信息后，将受害人杀死。无疑，数据安全，关系着社会的长治久安。

在司法机关事后积极打击的同时，我们还要思考，如何事前建立防范机制，全面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社会，数据不无处不在，只有全社会行动起来，才能真正遏制个人信息大规模泄露的现状。

在数据安全的共防共治中，企业具有中枢性的地位。

一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是数据的聚散地。新型互联网企业如BAT掌握了大量的用户信息，传统企业也积累了大量的个人信息，如酒店的开房记录、银行的开户信息、电信的通话记录等。可以说，有交易的地方就有数据，有数据的地方就有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如果没有企业的认真参与，数据保护就是纸上谈兵。

另一方面，企业拥有数据保护的前沿技术。在人工智能时代，犯罪手段不断快速升级，2017年9月，绍兴警方就破获了全国首例利用AI技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罪犯利用AI技术识别图片验证码进而盗取了公民个人信息10亿余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多是非接触性犯罪，传统人海式防控体系完全无效。在数据领域，得技术者得天下。企业掌握着比司法机关更前沿的技术，既可以运用大数据预判信息泄露的风险，也有能力根据黑灰产的最新形势开发技术保护程序。

令人欣喜的是，相比于传统企业“自扫门前雪”的态度，互联网企业愿意以积极姿态保护个人信息。面对企业的主动请缨，政府应当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政策引导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确立“最好的使用就是最好的保护”的政策。在数据保护中，切不可采取传统安全领域的隔离政策。禁止数据收集、使用当然可以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但没有发展才是最大的危险。数字经济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效率，数据越多、信息流转越快，大数据分析能力越高，就越能通过数据分析发现风险点，也越有能力开发新型保护产品，更可以快速抓获侵犯个人信息的嫌疑人。因而，最好的保护政策是“合理使用、有效保护”，在脱敏使用与隐私保护之间形成良好的平衡。

二是防止数据保护中的搭便车现象。数据保护是全社会的长期、整体战略，要消除木桶中的短板，不能有局部性安全隐患。如果在大型互联网公司积极保护数据之时，某些公司却放任数据的泄露，仍然会出现个人信息大量泄露进而波及整个产业的现象，这实质是让负责的企业为无良的企业买单。因此，在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国家还要制定包括数据保护官、技术防范标准在内的一系列强制要求。

在信息时代，安全保护应该有新理念。在传统安全领域，国家可以包办一切，但是，在互联网领域，国有企业很难有国际竞争优势。最好的技术、最大的数据，都由私人企业掌握着。谁来保护数据安全，不应成为选择难题。现代国家应当本着“找最优秀的人做最正确的事”的管理理念，在数据保护中引入社会力量。具体而言，在理念上，确立数据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理念，提升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在政策上，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让数据保护得力者得利；在措施上，扩大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让企业的先进技术为国家服务。只有公私合作、社会共治，才能在数据保卫之战中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双赢。

(高艳东 作者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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