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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再从深圳搬5400人到东莞松山湖，人数比首次翻一倍

8月11日，在大雨中，华为进行了今年的第二次搬迁，这次是5400人。与7月1日搬迁的2700人相比，人数翻了一倍。

不久前，73岁的华为总裁任正非还到了华为东莞松山湖溪流背坡村新基地，看望研发员工。华为投资100亿元，在松山湖畔建设了占地1900亩的欧洲小镇。从华为心声社区里的合影看，大家都很欢乐。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在珠三角调研后向感叹，东莞刚好位于广州、深圳两大一线城市之间，可以称得上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宠儿”。

2018年上半年，东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868。60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7。8%，高于同期全国（6.8%）、全省（7.1%）平均水平，在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中排第4位。

任正非为什么要在这里建设华为的新基地？为什么说东莞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宠儿？今天，让我们来聊聊东莞的故事。

怒刷存在感的东莞

1996年，华为总部破土动工，地址没有选在繁华的深南大道上，而是选择了当时对很多人来说偏远荒凉的龙岗。

22年后，华为40辆货车、1500辆客车、2700名员工，从深圳龙岗坂田出发，奔赴建设在东莞松山湖的新华为基地。

华为要搬去东莞了吗？任正非是这样说的：“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这里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华为方面也表示，总部、设计、销售等商业环节依旧在深圳，分流到东莞等周边地区的是华为的制造业部分。

不管如何，在华为的产业版图中，东莞将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和任正非一样，大疆创新董事长李泽湘也选择了东莞。

作为香港科技大学的一名教授，李泽湘因为成功地投资、孵化出大疆创新而为世人所知。受东莞的邀请，李泽湘落地松山湖，开办机器人基地，他看中了东莞制造业相对集中的制造业资源。

作为全球无人机领域巨头，大疆创新在东莞松山湖启动大手笔布局。东莞大疆希望通过3至5年的艰苦奋斗，力争在导航控制、芯片技术、机器感知与智能、大数据及物联网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建成初具规模的大疆研究院及大疆科技孵化中心，将前沿技术转化为丰富多样的产品、解决方案及服务。

李泽湘讲过这样的观点——“港深莞”，即香港、深圳、东莞三个城市，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趋势之下，“港深莞”应当联合发展，抓住这个区域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数亿人口的本土市场，以及逐渐成型的互联网+效应。

李泽湘说，这三个城市优势互补，各具特点，从产品创意到样机速度快，且成本低。

最近一段时间，在广东的众多规划和布局之中，东莞的区位优势和战略定位无法被忽视。

从地图上看，前拥深圳香港、背靠广州，东莞被三大国际化大都市环绕。

近日，广东省政府在答复政协委员相关建议时透露，将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延伸到香港，形成以广深港为湾区的三大核心引擎，建设“广深港科技走廊”。这份答复里特别提到，要加强广州、东莞等珠三角城市及香港、澳门的合作，扩大创新资源配置范围，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广东省人口发展规划（2017-2030年）》显示，到2020年，全省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各有两座。其中超大城市为广州、深圳。而特大城市为佛山、东莞，规模等级为500—1000万人。

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对东莞的战略定位是“建设国际制造名城、珠三角创新创业基地”。在珠三角14个重点区域发展平台中，东莞就占据三个。

宠儿东莞，不断怒刷存在感。

东莞因何受宠？

这是一个分享的时代。在世界级城市的竞技场上，向上突围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正在张开怀抱，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朝向全国打开，地铁、高铁等轨道交通的修建正在将城市的要素资源更快地辐射更远的地方。

近水楼台的东莞能否先得月？为什么任正非会选择东莞？

我们从去年3月任正非在东莞松山湖华为终端总部考察时发表的讲话，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任正非说：“我们要的是领先、是领导者。要利用世界上一切优势的资源，一切先进的工具和方法、一切优秀的人，实现高质量。”

他还说：“制造是华为公司最重要的模块之一，要以工匠、技师为中心，建立一支铁的队伍。”

他又说：“要武装到牙齿，只与最好的顾问公司合作，只买最好的设备与工具软件，用好的工程师/技师/技工，生产最好的产品。”

用更好的设备、更好的工程师和技工，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这是更美好的未来。

华为、大疆及其背后磅礴的创新资源，已经开始向东莞加速流动。7月3日召开的东莞市委第十四届六次全会就提出，对外要加强与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的深度融合、一体发展，积极参与全省区域发展新格局建设。

如果光靠地利，东莞的“得宠”显然不能长久。比如，紧邻深圳的惠州就在虎视眈眈，惠州提出要把握创新要素流动规律，打造集聚创新动能的“第二岛链”，抓“大象型”“狮子型”的大项目，瞄准的也正是广州深圳等城市分享创新资源的新机会。

最近，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的一篇讲话稿在网上热传，其中就谈到了深圳的科技进步，以及邻城东莞对深圳发展的强大互补与支撑作用。

张五常认为，深圳的发展是中国科技迈步前行的重要证据，并预言10年后深圳的发展会超越美国硅谷。他作出这一预言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深圳有一个工业重镇东莞在近旁。一个到深圳投资的机构，要造一件产品的样板，东莞可以立刻做，快而精。而硅谷得不到这样的服务。

东莞有着独步江湖的长板。改革开放40年来，东莞在制造业领域不断积累经验和财富，在团队协作、管理、产业配套和产业集聚等方面有着深厚积淀。

从东莞虎门太平手袋厂起步，“三来一补”模式的诞生，改变了东莞的经济结构，也揭开了引用和利用外来资金的序幕，商人、资金、设备、技术从香港、台湾等地纷纷流入，东莞一度成为“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

掌握了先进科技的制造业，将成为真正的第一生产力，成为高质量发展最最核心的资源。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开放协作的基础上，以制造为长板的东莞，与先进技术的深度互动，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任正非曾说过，“都江堰疏导不了太平洋”“八百里秦川何曾出过霸王”“秦淮河边上产生不了世界领袖”。那么，东莞能不能产生世界级的制造业巨头呢？

宠儿的过去与未来

当人们都在谈论华为的东莞布局时，我们不妨把目光放在OPPO、vivo这对“蓝绿兄弟”身上。

1996年，任正非在龙岗开建华为总部，另一位牛人却悄然来到东莞，开始创业。有六个人跟着他一起创业，包括后来的OPPO创始人陈明永、vivo创始人沈炜。

这个人是段永平。他刚刚离开中山小霸王，来到与中山一江之隔的东莞长安镇，成立了步步高电子有限公司。

1996年，步步高的第一款自主品牌——插卡式学习机问世。段永平在央视黄金时间广告竞标会上砸下8000万，1999和2000年又连续两年成为央视《天气预报》前的“标王”。

“世界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你还记得这几句熟悉的歌词吗？短短几年，步步高品牌一下打响了。

一边打着广告，一边开始改制，段永平出手，将步步高的三大业务拆分成三家独立的公司。黄一禾执掌教育电子业务，主打点读机和学习机；陈明永执掌视听业务，侧重VCD、DVD和MP3；沈炜执掌通信业务，主攻无绳电话和步步高手机。三家公司可以共用步步高的名号和销售渠道。

这种裂变式的发展模式，让这三家公司走出各自的精彩。

观察步步高的发展路径，甚至观察东莞的产业江湖，绕不开2008年。

这是一个关键的年份。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东莞电子制造业迎来黄金时期，东莞成为全球IT业的加工制造基地。

但是，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扑面而来，曾经的狂飙突进戛然而止。

10月，东莞最大玩具代工厂——合俊玩具厂应声倒下。这家玩具企业在最辉煌时，将包括迪斯尼在内的世界三大玩具品牌制造任务包揽手中。

在成本攀升、人口红利消失、全球经济不景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之下，腾笼换鸟的东莞，面临着壮士断腕的调整阵痛。唱衰东莞的杂音，不时响起。

产能的快速出清，形成了对优质产能的保护，也在为后来的转型创新埋下了伏笔。

2008年，OPPO进入手机领域。而vivo品牌也是在这一年正式注册，并且在功能手机向智能手机转型的过程中开始崭露头角。

此后几年过去，OPPO与vivo智能手机的销量突飞猛进。在全国的任意一个城市和乡镇，都能见到OPPO和vivo被戏称为“蓝绿兄弟”专卖店。

最新的赛诺数据显示，2018上半年，OPPO、vivo凭借独特的明星效应和线下优势再一次成为了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的销量冠、亚军。

讲述OPPO和VIVO的故事，其实我们想说的是，东莞的过去与未来。“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东莞历经风雨，不断在行进的路途中调整步伐，才创造了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今天。

宠儿不会一直是宠儿，自身的创新升级才是面向未来最坚硬的价值。

在东莞，制造业不仅没有衰落，更支撑起东莞经济的半壁江山。数据显示，2012~2016年，在五年的时间里，东莞生产总值增长了约1760亿元，其中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增加值增长了511.74亿元，制造业税收占东莞税收收入的比重则保持在40.7%—46.6%之间，高于全省34%左右的制造业税收占比。

“广深港科技走廊”能不能打造出新硅谷，宠儿东莞如何创造更精彩的大场面，就看东莞接下来怎么接招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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