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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能够使用的最有力的控烟武器就是税收。”胡德伟认为中国目前的烟草税不足以对烟民的消费能力产生影响,从而实现控烟的目的。
《公约》在中国生效后共进行了两次烟草提税。据胡德伟介绍,第一次是2009年5月,因税价不联动,提高的税率几乎被烟草公司内部消耗,没有表现在零售价格上,所以没有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实质影响。第二次提税是在2015年5月,虽然实现了税价联动,卷烟零售价格平均增加了每包一元,但受中国烟草价格结构的影响,实际效果有限,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居民卷烟的支付能力持续上升,消费卷烟的实际价格却愈来愈便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指出,我国是烟草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生产卷烟23825.8亿支,消费卷烟达4699.2万箱,有极为庞大的3亿多吸烟群体。
“吸烟对健康和经济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高吸烟率国家。”胡德伟说。
吸烟导致的经济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据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测算,2000年中国归因于吸烟的经济负担为50亿美元(413.92亿元人民币),2008年这一数字是289亿美元(2007.13亿元人民币)占同年卫生总费用的3.0%。
而随着先进医疗技术的引进和物价上涨等影响,相关医疗卫生费用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加州经验:吸烟率由22%降至不足11%
胡德伟说,1989年美国加州第一次为控烟提高烟草税,随后跟踪研究发现吸烟消费比例没有降低,并在1995年实现了第二次加税,经过整整30年,加州吸烟率从22%降到现在的不足11%,是全美国吸烟率倒数第二低的州。
“最低的是犹他州,因为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不允许吸烟。”胡德伟补充说,加州的控烟成功并非一次性成功,并且不仅是烟草税发挥的作用,非税手段也是非常多,“加州颁布了许多无烟立法,让吸烟的人觉的不好意思,社会风气逐渐改变。”
加州之后,美国的很多州和其他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泰国都相继采纳了这一政策。 并且,自2012年以来至少有11个国家增加卷烟税率超过75%的零售价,106个国家增加了少量的烟税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