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监管部门执法人员与企业沆瀣一气，大搞利益输送，充当企业污染环境的“保护伞”。

曾经风光一时的“环保明星”——山西省环保厅原厅长刘向东，背后与企业进行着权钱交易。他在担任山西省环保厅厅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环评审批、环保验收、环保违法处罚、环保专项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主管全省环保工作的一把手，刘向东倒在钱和利上，环保监管的“闸门”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可有可无的“隐形门”。

祭出问责利器 抽醒“沉睡的羔羊”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

这次三维集团违法排污事件被曝光后，多个部门迅速反应，启动调查、问责程序。

4月18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山西省人民政府进行挂牌督办，并会同证监会对三维集团进行上市公司联合惩戒；4月19日，山西省国资委下发紧急通知，要求省属企业以三维集团环境违法问题为鉴，立即对企业生产经营、在建项目进行全面环保排查。4月20日，临汾市委快速反应，包括县长、副县长以及环保、国土、水利等职能单位负责人在内的15名相关责任人被免职、停职。4月21日，山西路桥集团党委依纪依法启动问责程序，从决策层到管理层，5名相关责任人都被免职。

问责是从严治党的利器。2017年出台的新环保法中，问责是关键词，因此，它也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在一年多的实践中，从对甘肃祁连山污染事件的严厉问责，到中央环保督察的“痛下狠手”，“最严”的底色越来越亮。问责，也正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件利器。

在具体实践中，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开启环保问责的“地方篇”——

湖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湖南省重大环境问题(事件)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从省级层面探索建立环境保护责任体系。今年3月，湖南省对此前鸿升纸业督察结束后污染反弹问题，责成湘西州对包括永顺县副县长、县经信局局长、县环保局局长、泽家镇党委书记在内的10人进行了问责。

而重工业大省河北也出台了《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规定(试行)》，对负有生态环境保护监管职能的省政府相关部门责任进一步细化。4月21日，河北省环保厅已完成对宁晋县“红水浇地”事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将依法对涉事企业予以处罚，并建议邢台市纪委监委启动问责程序。

“问责就应当是动真的、碰硬的、来实的。”中国乡村之声特约评论员魏永刚表示，“环保问责要发挥作用，就要‘问’到人。只有让每一件事情都有具体的人来负责，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更大成绩。”围绕“人”来做文章，问的是环境问题之“责”，也是在问作风之“责”，对于扣紧“责任链条”，形成人尽其责、各司其职的局面大有裨益。

守住绿水青山，留住古道乡愁，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尤其需要监管部门的主动作为。

可以预见，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明确提出、监察体制改革顺利推进、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需求日益提高的当下，污染环境的企业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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