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严峻的是中国农业经济已然处于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四家掌握全球粮食运销的寡头粮商控制着全球超过80%的粮食交易量，他们是美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在最近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的大豆和棉花率先被提出成为中国反制目录的最优项。2017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达到3285.4万吨，占中国整个进口的34.39%，也占美国全部出口大豆的62%。即便中国可以在巴西、阿根廷寻找替代的大豆供给，但其种子依旧来源于美国，寡头市场结构并未改变。

当中国农业市场全部放开，可以想见内外市场组织架构严重不对称的竞争对中国农业意味着什么。因此，在指导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应将创新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作为首要项，鼓励各类农村组织合作建立集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服务等于一体的农业供应链体系，发展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鼓励承包农户采用土地流转、股份合作、农业生产托管等方式融入农业供应链体系。

这些战略改变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需要漫长的改变周期，而且更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合。而最快捷有效的农业供应链创新则需要依赖中国更具优势的升级消费市场，以及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科技资源的介入。

在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跃进的进程中，互联网时代最典型特征呈现为可以让最个别化的需求与供给精准、高效地对接，可以低成本地实现从“面对面”到“点对点”的链接转移。这样，即便农业还无法实现规模化、工业化和自动化，但是也有可能依靠与信息技术和金融资源等有效融合直接实现农业智慧供应链。

中国经济已经从传统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模式转变为消费为主导的“消费升级、创新和新型投资”新三驾马车，2015年到2017年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是66.4%、64.5%和58.8%，遥遥领先于其他要素。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市场消费特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客户化、即时化、便利化和主动(参与)化成为市场竞争中最关键的四个要素，消费市场也同时向奢侈品与低价产品扩展，高端农产品及伴生服务的休闲农业的市场规模也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三农”直接关联的土地、货币、资本、加工、流通和贸易等高市场增值收益环节也可以通过智慧供应链体系直接融入到农村各类组织架构中。

“三农”还具有丰富而新型的劳动力红利。要知道改革开放成功的要素除了“三驾马车”和融入全球产业链之外，还应该归功于农民工进城的劳动力红利。即便当下成长最快的快递物流和外卖宅配也很大程度依赖于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的劳动力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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