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鈜看来，加强营商环境建设有着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需求。在国际形势出现新动向的背景下，营商环境建设有利于提升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改善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而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一些长时间、深层次的经济发展矛盾有赖于通过内部革新、机制重构来得到纾解。

“因此，中央不断强调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政府服务和市场机制双向发力。”郑鈜说，当前，以法治和制度化建设为目标和载体的营商环境优化，不但符合国际化营商环境评价的框架，也将我国较为成熟的营商环境建设经验以制度规范的方式固定下来。

“优化营商环境”的“优化”二字也意味着：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意见稿）》从市场主体、市场环境、政务服务、监管执法、法治保障5个方面提出了50多条具体措施；而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的《外商投资法》，对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保护、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等问题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切实改善营商环境就要从有效落实和执行有关法律和条例入手。”罗立彬建议，今后创新创意、数字经济、服务经济、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领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都需要更好承认和保护无形资产的价值，需要更加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我国营商环境建设的重点应当进一步凸显市场化。因为只有市场主体、市场行为、市场环境和政府服务都以市场为直接目标，才能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反映市场能力。”郑鈜认为。（记者 姚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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