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一手好牌，被打得稀烂！

为了抵消在马匹贸易中的不利处境，茶叶登场了。

其实，茶马贸易并不是宋朝的发明，至少在唐朝时就已经开始了。

不过，因为唐朝可以自己养马，不存在被别人“卡脖子”问题，马也好，茶也好，只是当成普通贸易物资来看待，没有升级到“贸易战”的程度。

然后，茶叶的战绩远不及预期，以前是“马贵钱贱”“马贵帛贱”，现在成了“马贵茶贱”。

问题出在哪里呢？

一方面，问题出在管理机制上。

宋朝负责买马的机构是买马司，负责卖茶的是茶场司，双方各司其职、互不隶属也互不关心。

茶场司最重视的是能不能用茶叶换回价值更高的东西，至于换成什么，无所谓；

买马司恨不得把优质茶叶都集中起来，全部用来换马，可它管不着茶场司的事情。

因此，步调不一致的两个主管部门经常“掐架”——如果自己的任务没完成，就一定会指责另一方拖了后腿。

另一方面，宋朝对茶叶生产、贸易的管理还不够严格。

各产地都想把自己产的茶叶卖到牧区去。只要比在本地收益高一点儿，这个买卖就能做。于是，宋朝内部“茶叶圈”形成了恶性竞争，大家盲目扩大生产，之后再恶意压价。

可惜了一手好牌，被打得稀烂。

6

改革，掌握茶马议价的主动权

宋朝政府终于认识到问题根源，迅速采取了措施，具体来说，包括3个“统一”：

统一机构

1075年（宋神宗熙宁八年），朝廷将买马司和茶场司两大机构进行合并，成立大提举茶马司，简称茶马司，买马、卖茶都由该机构负责。这样一来：

谁以后想“掐架”都找不着对象了；

想推卸责任，更是没门；

负责买马的官员手里有了茶叶，跟牧区说话也更硬气了。

统一领导

过去茶场司下面管理着设于各地的买茶场、卖茶场，买马司管理着设于各边地的买马场，虽然都由这两个司管理，但其负责人往往由各地转运使等官员兼任，这就使情况更复杂了——茶马贸易得照顾地方利益。

茶马司成立后，各买茶场、卖茶场、买马场官员均由该司直接派任和管理，建立起“垂直领导”体系，大大提高了效率。

统一管理

茶马司对茶叶产地进行了划分：

“内销区”的茶叶在内地销售，不能进行对外贸易；

“外销区”的茶叶可以进行对外贸易，但是，只能卖给朝廷的买茶场，任何人不得私自运输、贩卖。

比如，茶马司在“外销区”增设立了大量买茶场，陕西被划入“外销区”，该地买茶场超过50处。

朝廷以此控制了进入对外贸易的茶叶总量，掌握住茶叶的定价权。

此外，茶马司颁布了《买马场就场交易法》，规定马匹交易只能在买马场进行，“蕃部马入汉界，并令入买马场，除中官外，价高马许诸色人就场交易。”

并且，外邦只能用马匹来交换茶叶，不得交换其它物资。

有了这些限定，马匹怎样交易，卖方一家说了不算，改由双方协商解决，茶马司趁机提出“分等计价、随市定价”等交易原则，得到买卖双方共同认可。

7

内外兼修，重塑共赢新局面

集中管理办法推出后，相关违禁行为就成了宋朝政府重点打击目标。

宋朝政府制定了“茶科罪则”，相关处罚规定得十分详细：

只能卖给官家的茶叶如隐匿不卖，发现后严厉处罚；

将茶叶藏匿在一般货物中带往边镇或牧区，一经发现将处以重罪，其中涉案值达到3贯的将被“刺面”；

将茶种和茶苗贩入牧区的定为重罪，“一律并流三千里”；

发生严重违禁事件的地方，相关州县官员犯失察罪。

严厉打击之下，违禁行为迅速减少，保证了茶叶在对外贸易中优势地位的发挥。

宋朝中期以后，茶叶与马匹之间的比价一直维持在约2驮（200斤）茶叶换1匹马的水平。

相较于10亩地和数十匹帛，200斤茶叶是一个合理价格。

由此，宋朝不仅节约了大量铜钱和帛等物资，而且采购的马匹数量也大幅增加。

茶马司成立后，每年从牧区采购的马匹维持在30000匹左右，比照宋初的5000匹，有了显著提高。

茶叶终于抵消了马匹在贸易战中的杀伤力，双方贸易回到合理、共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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