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创新、自由竞争、放松管制的大背景下，社会经济结构悄然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9世纪20年代，作为美国支柱行业的农业持续处于萧条之中，农场破产频繁发生，而金融市场如同一台“离心机”，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的局面。股票持有者的收入增长率每年达到16.4%，而普通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仅为1.4%。截至1928年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最富有的前10%的家庭收入总额，占全国总收入的50%多。收入差距的程度，达到了历史顶点。而在20世纪90年代这段美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计算机行业的人均年收入的增长甚至达到了41%，远高于其他行业。2007年，美国公司的管理层平均工资，居然上升到工人工资的350倍。而十多年前，这个数字仅仅为60多倍。美国最富有的前10%家庭的总收入，再一次上升到国民总收入的50%。而从1942年到1985年，这一数字从来没有超过35%。如果说上一次危机之前的贫富差距是拜“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所赐，那么最近一轮的贫富差距则是以“知识经济”为名。无论如何，两次危机中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共同点恰恰是社会财富分配的极大不公平。

两次危机之前，政府在面临着社会的财富的失衡的时候，不是选择改革分配机制，反而更多地以自由主义为名转向迎合因为民众不满而产生的民粹主义和泛福利化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令经济状况更加雪上加霜。

繁荣值得警惕

面对着不可预知的未来，重要的不是所谓的预测和争论，而是应该更多地以史为鉴，在危机爆发的临界点之前不遗余力地防范和临界点之后果敢地行动。这一切，都应该从历史中进行借鉴。前任美联储主席、此次金融危机最为肆虐时期的全球金融掌舵人伯南克，在其回忆录里就用“行动的勇气”作为书名。其意是说，无论对于金融危机的了解多么深刻，无论对于各学派的理论体系多么驾轻就熟，危机到来的时候，敢于直面千夫所指、敢于打破理论的桎梏而勇于行动，这才是最重要的。

可喜的是，我们终于开始从正确的视角关注这个话题了。而不确定的是，我们不知道危机降临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机会以及我们是否可以有足够的勇气。历史有线性的、可复制性的一面，也有非线性、逻辑不清的一面。可供借鉴的很多不是在于政策和工具，而是在于思路和定位。

（作者郝宴伟为大学教师、经济学博士）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