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第一年的日程表很满，一位本科生跟中学同学说，在北京的同学聚会希望就安排在国科大附近，因为自己每天晚上学习很忙，没时间去远的地方。

虽然后来国科大也根据学生的反馈进行了一些课程调整，但仍然不轻松。

“进了国科大，如果想着轻松，肯定跑不好这场马拉松。”在中科院院士周向宇看来，“学习就不是短跑。”

另一位中科院院士袁亚湘也表示：“好多人考上一个好大学以后就彻底放松了，很可惜。我们跟国科大这些孩子讲清楚，真正的竞争从本科开始，中学阶段其实只是热身。”

2015年12月，在国科大雁栖湖校区一次会议上，席南华曾谈到，他教的本科班里有69个学生，虽然这些学生都很优秀，但上学期末仍有12人不及格，补考后还是有10人不及格。现在说起这件事，席南华表示，挂科率已经逐年下降，“因为学生们对此印象深刻，知道要努力，后来这几年招收的本科生更是如此”。

以教材为例，对于每门课，国科大都在全世界范围甄选教材，要求既有内容又有思想。比如，数学专业采用了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卓里奇编写的《数学分析》。席南华说：“我们对卓里奇的教材更满意一点，但是，这本教材的确比国内很多大学用的教材都难得多。”

学生是否吃得消？席南华说：“那我看他们也都‘活’下来了。”

本科“生存”真的很难吗？

在进入国科大之前，2014级物理专业的陈俞嬖也以为，用高中80%的努力读大学就足够了。而来到国科大以后，她发现现实并非如此。

但陈俞嬖仍然知难而进，大一时选了一些程度较难的课程。最终她的结论是：“没有难到让自己吃不消，这些课很有挑战性，能够提升自己。”她表示，国科大的课程设置，尤其是对数理基础的强调，让自己在学术上学到的更多，这一点，她在牛津大学访学时深有体会。

“大学是自由的，每一秒都能带来无限的可能，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毕业前夕，当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同时抛来橄榄枝时，陈俞嬖最终决定到芝加哥大学这个全新的环境深造。

“难么？没有难到不能想象的那个地步。”化学系学生刘钰的下一站，也是芝加哥大学，她认为：“很多人觉得很难，那是因为一开始没有掌握这门课程的逻辑语言，就放弃了，但如果坚持下去，多学一点，就会觉得越学越容易。”

游泳是刘钰的放松方式，她创办了国科大游泳社，担任首届游泳社社长。而最让她自豪的，则是化学专业的她选修了物理系的《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和《计算物理》，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学业导师制，科学家班主任，跨专业选择课程，在中科院的各个研究院所做科研实践，很早接触顶尖科学家的课题组以及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大科学装置，去往一流的名校访学交流……国科大提供的各种资源琳琅满目，条件是本科生们有勇气去拿，并为之付出汗水。

因为对生物感兴趣，2014级计算机专业的刘翼豪利用大一的暑期科研实践，申请到中科院昆明动物所研究员张云的动物毒素课题组学习。

“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还写了一篇3万多字的报告。嗯，不错！”刘翼豪开心地描述着当时的情景。

从“码农”到“生物毒素”，刘翼豪了解了很多跟计算机学科“没有关系”的知识。他的科普文《葫芦娃中的那些黑科技》涉及多个学科；《物理定律告诉你，天下有情人终将分手》在今年情人节“刷遍”微信朋友圈，登上微博热搜榜。他一边做着“科普小达人”，一边被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集成所录取为直博生。

汪诗洋说起自己所在的男生寝室，半夜一点突然兴起，聊的不是女生、游戏、篮球和日漫，而是为一篇文献争论，最后索性下床画结构分析机理。他还曾在宿舍楼下偶遇同学，为讨论科学问题而夜不归宿。

“比较而言，我们学校的氛围应该说是非常阳光。”席南华这样评价，“绝大部分学生具备这种向上的精神和对科学的追求。”

实际上，第一届本科生中也有一些无法适应而退学或者转学的例子，退学人数达到10人。席南华说，比较突出的原因是沉迷游戏，还有少数学生心理出现问题。有的辅导员搬到学生宿舍对落后的学生进行“贴身”陪伴，但还是无法将所有的孩子拉回来，这也是令席南华感到遗憾的事情。

科学家带出的本科生“味道”不一样

包括院士在内的科学家，能否给本科生讲好课？这是国科大2014年开始招本科生时，曾面对的一个疑问。

“这完全是一个荒谬的命题。”席南华摇着头说，“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些课，外行看起来觉得讲得行云流水，但是主讲者其实就是说不到点子上。而有的老师，表面上看板书乱糟糟，似乎讲得也不大好，但是到了期末他的学生学得非常好，掌握了课程的精髓。”

在席南华看来，包括他自己在内，中科院的科学家很多都有在国外给本科生授课的经历；另外关键的是，科学家能把科学问题说得更透彻，能站在更高更专业的角度上来讲课。

周向宇给本科生授课用的就是卓里奇的教材。他说自己会尽量站在更高的点上去引领学生。比如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从事拓扑相变领域的科学家，他当时就借机向本科生普及拓扑最新的知识。而且，由于原定的课程时间安排太过紧凑，为了将这门课讲得更清楚，这位院士又给本科生加上了一学期的课。

袁亚湘则直接说：“中科院其实有非常成功的办大学的经验啊。”

这个经验指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所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科院科学家在北京玉泉路办起来的大学，招生数量虽然不多，但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高产出。

作为一名“非常积极主动支持中科院办本科教育的科研人员”，上世纪九十年代，袁亚湘曾给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写信，建议把科大搬到北京来。现在国科大开招本科生，他成为主动要求为本科生授课的院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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