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控城市从2017年集中在一、二线城市逐渐向三、四线城市转移。不止如此，进入商品住宅“限售”行列的三、四线城市拥有共同的特点，譬如，房价出现了明显波动；又如，投资投机需求明显强于本地自住需求，房地产调控大有“哪里炒房限哪里”之势。

有数据为证，据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显示，环比涨幅超过1%的16个城市中，三四线城市多达10个，其中丹东涨幅最快，环比上涨2%。

如果就事论事，政府楼市调控政策适应客观形势变化，打击投机炒房行为向“防守”相对薄弱的三、四线城市下沉，持续强调住房的居住属性，政策指向毫无问题。

但如果将之放到更大的视野中观察，这仍然是我们所重复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套路。这些年来，这种“戏码”在各地接连上演，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以致无可奈何。

根本而言，这些年来，我们的楼市调控政策都深深打上了行政调控的烙印，始终没有跳出“调控—价格下降—放松—价格上涨”的怪圈，市场自发调控的影子太小，行政调控的魅力太大。

“有形的手”发力过猛，楼市调控的长效机制就难以建立，以此轮三四线城市楼市调控为例，信贷政策、税收政策和行政调控政策没有得到全面、深度融合，都在各自领域产生碎片化的作用，楼市调控整体功效没有得到充分释放。

不止如此，楼市调控政策缺乏前瞻性，目光始终停留在一二线重点城市，对一、二线城市楼市调控之后购房需求和投机效应向三、四线城市转移的情况预估不足，当居民涌入三、四线城市购房或参与投机购房时，这些地方政府猝不及防，匆忙出台楼市调控措施，出现应对能力相当脆弱的局面，陷入了哪里有问题就调控哪里、哪个地方政策有问题就修补那个地方政策的“调控陷阱”里，消弭了调控政策的连续性、整体性和严肃性，使调控政策成了缺乏权威性、或被随意搓揉的“橡皮泥”。还有就是楼市调控缺乏及时引导和跟踪监督，以至于不少地方出现楼市大幅反弹之后再紧急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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