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债务违约事件次第爆发，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仅5月以来，就有中安消、盛运环保、神雾环保、凯迪生态等多家上市公司出现债务违约，而盾安环境和江南化工的控股股东盾安集团450亿元债务危机更是体量惊人。

这一现象并非偶发。从2018年1月起，大连机床集团、丹东港、川煤集团、中国城建等违约主体超过10家，违约金额同比明显增长。不少人称之为“违约潮”。

潮涌之下，市场各方予以密切关注。然而，尽管直接承销商和投资者对此叫苦不迭，经济损失、信誉损失巨大，但市场各方对于这轮违约潮并不十分意外。一是违约企业多为民企，或是“两高一剩”领域的国企。上述企业本身面临行业之困、经营之困，在宏观经济增速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的经济背景下，在去产能、降杠杆的政策背景下，部分企业遇困、资金周转不灵并不出人意料；二是随着监管不断趋严，银行等金融机构流动性在收缩，此前部分不合规的非标、通道业务被封堵，意味着企业融资趋难。特别是对于原本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信贷融资等再融资渠道获资困难或成本高企，风险暴露不足为奇。有机构投资者表示，他们早已开始回避偿债能力较差的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并部分抛售其债券。

在这种情况下，违约事件是市场出清的选择。实际上，完全没有违约风险的债券市场是不正常的，打破刚性兑付是债券市场走向合规化的第一步。

当然，无论如何，违约本身暴露出的症结仍然值得警惕。除了打破刚兑、市场出清的合理化选择之外，是否还有可避免的失误、可追究的责任、可堵住的漏洞，这些都值得探寻。

从发债方来看，企业本身所处的行业多为“两高一剩”行业，属于市场、政策双紧行业。这一形势往往并非偶然，而是积弊。此外，业内人士分析，经营策略激进、存在关联交易与集团“输血”支持、信息披露有瑕疵、现金流与利润背离等问题也是这些违约企业的共同特征。

而从承销方而言，违约事件爆出后不仅是当事人受损，相关行业、地区乃至本机构其他产品也均受“牵连”。部分投资者如惊弓之鸟，对细节追问不休。这种“苦恼”可以理解，而第三方机构也难辞其咎。在竞争压力下，部分承销商在揽项目时积极，但疏于核查，对发债前的尽职调查、发债后的资金使用情况及信息披露等往往走马观花，流于形式。而这往往也是风险事件最终爆发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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