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四川籍画家常玉在穷困潦倒中客死巴黎。谁也不会想到，怀才不遇的他会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那么高的待遇重新被中国艺术界认识和发掘，被后世称为“中国马蒂斯”。

在罗芙奥香港2011年春拍上，常玉《五裸女》以1.28亿港元成交，打破中国油画拍卖纪录，带领中国油画迈入亿元俱乐部时代。2017年的北京保利秋拍上，他一件小小的木板油画《休闲之马》又拍下2645万元人民币。

在世人想象中，一个被埋没的绘画天才必定有传奇的故事。研究常玉长达25年的台湾画廊主耿桂英，是最先在台湾地区推广常玉画作的人之一，据说经手的常玉画作超过两百张，“坦白说，这里面没有什么浪漫的故事。”

她第一次看到常玉的画作，是在1988年台北市立美术馆举办的“中国巴黎”大展上。站在油画《红色背景的百合花》面前，她感受到一种简单的生命力，“画面极富动感、好像正在生长的感觉。我在此前完全没见过这样的中国画家。”在那之前，她经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作品，常玉的出现让她决定转向挖掘中国现代主义时期的美术作品。

1992年，常玉的《瓶菊》在苏富比台北成功拍卖。1995年，油画《白莲》拍出了1325万台币。耿桂英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的艺术市场开始形成。几次拍卖成交出了成绩，藏家越发有信心出手。在蓬勃的行业背景下，她开始密集地往巴黎跑。提着灯箱、带着放大镜，到处拜访藏家、画廊、去拍卖现场，亲自看画、收集市场信息，跟进常玉作品的最新收藏状况。

在耿桂英这一波台湾画商开始关注常玉之前，画家的作品大部分都在法国藏家手里，乏人问津。当法国藏家发现，常玉的作品逐渐有了市场，也会出现面对不同买家报出不同价格的状况。甚至，耿桂英在上飞机前跟对方谈好的价格，下飞机后价格立马涨一倍。

人们总是喜欢看这样的戏剧性故事，天才人物生前默默无闻，死后却被后世大加赞颂。就像是中国版的“梵高”。

今年3月，耿画廊推出常玉个展《藏枒入华：常玉与浪荡子美学》，展出近50件常玉的作品。在常玉的画作右下角落款处，写着细细的一行大写拉丁字母“SANYU”，上面画个歪歪斜斜的方框，里面是一个“玉”字，当中的一点被延伸成弧线、恣意搭放。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他画的女人大腿、盆花枝丫。

动荡中的浮华岁月

“常玉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精准、纯粹，充满令人惊艳的技巧与才华。” 法国著名诗人兼画家马克思•雅各布曾这样描述常玉。

20年代初期，年轻的常玉加入第一批远赴欧洲深造的中国艺术家行列，在这一批响应当时国民政府号召“勤工俭学”的公派留学生里，还有青年林风眠和徐悲鸿。

一战后的巴黎是“疯狂年代”的世界首都，全世界的文化艺术新秀能人都汇聚在这里，毕加索、贾科梅蒂、海明威们出现在蒙马特高地、左岸旧书摊、小酒馆、咖啡座，现代主义思潮四处流淌。常玉的兄长经营着四川最大的丝厂，为他在巴黎优渥的生活提供着丰厚的经济支持，让他衣食无忧地置身于摩登生活中，并保持着对艺术不懈的尝试与思考。他在少年时代受到的中国传统教育，最终得以同西方技法相融合。

这段“粉色时期”为他在西方艺术圈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裸女、盆花、动物都有超现实主义的图形和金石书法般的线条，同时又因为那一层若有若无的粉色调子而显得悠远而梦幻。1930年代初，他就入选了法国出版的《1910-1930年当代艺术家生平大辞典》。

这样的浮华岁月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便戛然而止。“浪荡子”常玉同时失去了来自中国的资助来源。彼时的中国正处于百年大动荡里，徐悲鸿、林风眠学成后都选择归国，常玉却留在了巴黎。

1963年，他的43件作品被运到台湾。也许，要不是因为命运捉弄阻拦了画家本人的脚步，常玉可能会从那时起就可以得到后来的世俗认可。

那批晚期最完整的作品里有他代表性的花卉、动物系列，以及包括“双裸女”在内的人物系列。大部分收藏于台北历史博物馆。

生活的艰辛、国内外局势的动荡、中国文人思想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对撞冲突无时无刻不在挤压着艺术家敏锐的内心。他自己对于西方画廊体系抱有偏见，加上个性不喜拘束，时运逐渐衰落下去。当年被徐志摩赞叹的“宇宙大腿”在他的笔下逐渐变得刚硬厚重。最后，身无分文的常玉被人发现因瓦斯中毒而在熟睡中身亡。

就像梵高那幅预言般的遗作《麦田里的乌鸦》一样，常玉最后一幅画《孤独的象》也充分地映照出自己的命运。黄褐斑驳的茫茫天地之中，一头黑色小象孤悬画中正在奔跑。可能是因为透视而跑向荒漠远处，也可能是因为超现实而跑向天堂。

民间带动的“常玉”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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