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法国在医学界的合作历史悠久。早在100多年前，法国天主教会就在上海创办了震旦大学，这所大学成为如今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前身。百余年间，法国的生物医学技术遍布中国各大医院的每一个角落，中法两国正在携手致力于传染病、癌症和新发疾病的防治。

在法国，走在全球传染性疾病防控最前沿的，一个是位于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另一个就是距离巴黎400多公里之外的里昂的梅里埃家族的梅里埃基金会。百余年来，两所机构一直延续着最初的渊源。

今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法政府间科技合作协议签署40周年。40年前，梅里埃基金会主席阿兰·梅里埃（AlainMérieux），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陌生的土地，不仅叩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更令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如今，梅里埃与中国政府在传染病、癌症和新发疾病等医学卫生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梅里埃家族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帮助中国在武汉建立起亚洲第一个P4级别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据统计，目前该级别的P4实验室数量不超过20个，其中大多数位于欧美发达国家。

人类和病毒较量的历史

梅里埃家族是里昂的一个传奇，至今在法国政商界拥有至高的地位。梅里埃家族的历史，也是人类和病毒较量的百年历史缩影。100多年前，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因为发现细菌而闻名天下。当时巴斯德有个助手叫马塞·梅里埃（MarcelMérieux）。马塞就是梅里埃集团的创始人。1897年，马塞设立梅里埃研究所，从事结核病、破伤风等传染病的研究，为日后法国生物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石。

梅里埃家族为医学界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将疫苗实现工业化生产。如今家族的第三代掌门人阿兰·梅里埃也已年至八旬。上周，他陪同新上任的里昂市长访问中国，这也是阿兰五年来第三次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他身材魁梧，一米八几的高个，一头白发，每次都是藏蓝色西装配深色领带，一样的风趣幽默，一样的精力旺盛。他思维依然敏捷，眼睛里闪烁着智慧。

“梅里埃家族是代代相传的，我们研究疫苗已经有一个世纪了，包括人体疫苗和动物疫苗。”阿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1978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就是向中国人介绍疫苗。后来梅里埃家族又致力于体外诊断，并提供食品安全方面的解决方案，但疫苗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分支，这个领域和中国合作尤其紧密。”

1921年，经历一战大流感侵袭的法国，迎来了生物医学领域的重大突破。第一株结核病疫苗——卡介苗的研制成功，为疫苗生产创造了前提。阿兰的爷爷马塞·梅里埃在里昂近郊买下20公顷土地建厂生产血清和疫苗。1935年，40名工人正式投入生产线，年产剂量达45万株。这个工厂也就是今天生物梅里埃科研中心的所在地。

马塞去世后，他的儿子，也就是阿兰的父亲夏尔·梅里埃（CharlesMérieux）将业务延伸至科学和工业应用领域，他革命性地尝试体外培植病毒并最终将梅里埃的业务引入体外诊断领域。如今梅里埃已成为全球领先的体外诊断企业，这对一个家族企业而言，是一个奇迹。如今的里昂已成为全球生物医学重镇，而梅里埃的影响力也令路易·巴斯德的继任者肃然起敬。

去年卸任的巴斯德研究所原所长ChristianBrechot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称：“巴斯德研究院尽管地处巴黎，但是我们还是要和里昂的生物医药公司合作，梅里埃取得的成功是举世瞩目的。”

梅里埃家族致力于全球传染病防治已有一个世纪。而真正带领梅里埃走向世界的，是阿兰·梅里埃。阿兰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天赋，在他的带领下，梅里埃的足迹，遍布了全球160多个国家。

阿兰·梅里埃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一个世纪前我们就认同一个观点，就是病毒和疾病无国界，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梅里埃很早就跨越法国和欧洲的边境，来到美洲，尤其是南美洲，后来又去到亚洲，和那些同样跨越国界的传染疾病抗争。”

医学无国界。在二十世纪初，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全球化是企业唯一的出路。早在高盛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很久前，梅里埃就开始与包括巴西、印度、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展开合作。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梅里埃的全球前三大市场。

像一只满世界奔跑的“老鸽子”

巴斯德的临终遗训是：“地点，地点，地点。”他的意思是，要控制传染性疾病，就必须去到离疫情最近的地方。而阿兰·梅里埃也深深地践行了巴斯德的教诲。

两周前，阿兰·梅里埃刚刚去了黎巴嫩，考察了当地的难民集中营。今年1月，他还去到马达加斯加与当地一支来自中国的医疗队一起合作研究鼠疫。两年前，中法签署了赴马里共同抗击传染病的协议。马里也是梅里埃基金会的“严防死守”阵地。

“我就像一直满世界奔跑的‘老鸽子’。”阿兰·梅里埃笑着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梅里埃基金会就是去到那些医疗资源严重匮乏的地区，比如海地、黎巴嫩、突尼斯、马里、马达加斯加等等，这是地缘因素所致,这些地方过去是法国的殖民地。”

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使命，阿兰·梅里埃高度赞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能够把中国的医疗团队带去那些饱受疾病困扰急需援助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受传染病侵害的地方，这是全球课题。”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梅里埃基金会在塔吉克斯坦、黎巴嫩、白俄罗斯等地设有P3等级的实验室，马上还将在突尼斯建P3实验室，这些国家都恰好位于中国的‘一带一路’上，所以未来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

阿兰·梅里埃表示，他经常鼓励中国合作伙伴大胆地走出去，虽然这条“一带一路”走起来相当艰难。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因为在中东这些国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移民管控，那里聚集着大量的难民集中营，我两周前在黎巴嫩，亲眼所见150万叙利亚难民，传染病防控局势相当严峻。”

生物梅里埃刚刚与上海市卫计委、里昂医院集团签署三方协议，资助来自上海6家公立医院的8位此前支援摩洛哥的医生赴法国医院交流。

针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阿兰·梅里埃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细菌耐药和抗生素药物的滥用是最大的挑战，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结核病。而且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人类的药物中，也存在于兽类药物。这是一场长期的战役；第二个挑战就是新的病毒的出现，比如过去几年在非洲盛行的埃博拉病毒。”

梅里埃基金会已经在与中国政府共同致力于抗击结核病的项目，还计划赴云南开展医疗研究项目，云南是中国传染性疾病的高发区。

不过，梅里埃基金会去到云南还有另一个更深的原因。“昆明也有过去法国人建的医院。”阿兰·梅里埃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道，“中国一共有四所法国人设立的医院，其中也包括上海二医大的前身震旦大学。”

爱中国没理由

梅里埃是当代生物医学界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老朋友”。他每次见到第一财经记者，都不会忘记提到三句话：“1978年我第一次来中国，那时往返中国和欧洲的航班每周只有一班，周六抵达，周六出发的瑞士航空；北京当时的涉外酒店只有一个友谊饭店；那时马路上还都只有自行车。”

植根中国三十多年来，阿兰·梅里埃做出过两个重大决定，一是选择直接与中国政府卫生部门合作，比如参与非典和禽流感等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二是“在中国研发，到中国建厂”，这意味着法国企业就地取材，致力于把研发成果推广到世界。在梅里埃的带动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国生物医药公司，它们都把中国作为创新的发源地。

法国最大的制药企业赛诺菲前任CEO魏巴赫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近几年兴起很多生物科技公司，在研发方面的教育投资力度也在加大，中国最聪明的1%的人口就有3000万，这个数目超过了瑞士人口的两倍，我们相信从中一定能够诞生诺贝尔奖。”

不过回忆起40年前刚到中国的时候，阿兰·梅里埃至今还感叹道：“那时的中国基础教育和基础科研都是一片空白，没有大学，也没有实验室。当时我被邀请去上课，听课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你们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建起了大学，这是令我最钦佩中国的地方。”

从那时起，阿兰·梅里埃的内心就深深地建立起对中国的感情。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中国领导人的魄力值得称颂，现在中国的领导班子也是着眼于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非常了不起。”

近十年来，在中国最令阿兰·梅里埃自豪的，一定不是自己的公司在中国又赚了多少钱，而是看到自己亲自推动的项目一个个地完成落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历时八年建设的武汉P4级别高等生物安全实验室，这也是亚洲拥有的首个最高等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这个项目是按照梅里埃在里昂的P4实验室的模板建设的。从2004年SARS疫情暴发后，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时提出，到2015年初竣工，最后到今年年初正式运作，先后跨越了近15年时间，也倾注了阿兰·梅里埃的全部精力。

阿兰·梅里埃特意选择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当年又时值他的“幸运年”——马年，将这一极具意义的“瑰宝级”的厚礼交付给中国。

里昂P4实验室是由梅里埃家族出资建设捐给法国政府的，也是当今技术最先进的P4实验室，目前主要由巴斯德研究所等机构使用。中法合建武汉P4实验室，顶着发达国家巨大的压力,为此，阿兰·梅里埃几乎动用了自己全部的法国政界关系，最终说服法方与中方合作。

“P4实验室既需要国内的认证，也需要国际的认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现在终于大功告成。”谈到P4，阿兰·梅里埃神情非常自豪，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武汉P4实验室和中科院以及上海和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已经正式投入使用运行，中科院正在着手尼帕病毒的研究，上海和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则致力于出血性发热疾病的研究。”

现在，阿兰·梅里埃还在为实验室的运作操心，但他信心满满：“我是想P4能够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典范，始于里昂，抵达武汉。目前这个项目开展得很顺利，我认为是非常成功的，不仅对于中国，对全球也将发挥重要贡献。”

当第一财经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在重重压力下帮助中国建P4实验室，阿兰·梅里埃开玩笑说道：“我想我是这些法国人当中流淌着最多中国血液的那个人。”

阿兰·梅里埃今年80岁了，还是每年都来中国。“每次来中国，我都有种回家的感觉。”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领导人总是让我感到被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孩子们和很多中国朋友建立起了友谊。”阿兰·梅里埃也会经常与孩子的朋友们见面，看到他们，他仿佛就看到了自己的孩子一般高兴。

第一财经记者曾在2014年前往阿兰·梅里埃里昂的家中采访他。他酷爱马，家里、工厂里放着各种各样的马。“我喜欢马，我父亲和儿子都是属马的，我一直到十年前还在骑马。”阿兰·梅里埃笑着说道。

不过现实是，老梅里埃即将松开牵引梅里埃这匹骏马的缰绳，把这座生物殿堂传承给下一代。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已经放手了，交给下一代去做，我认为他们必须和所有的企业一样，紧跟时代和科技的步伐。就像我们从生物疫苗发展到诊断，离疾病越来越近，诊断的速度越来越快。”

他坦言自己不了解大数据、人工智能。“这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我认为这方面要向中国学习，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阿兰·梅里埃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生物梅里埃中国，我给它的目标是应该成为中法的企业，而不是法国企业的一个分公司。我们必须要开放，不管国与国之间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有多大，但是科学无国界，合作才有未来，不开放就会止步不前。”

阿兰·梅里埃最喜欢的一句话出自意大利谚语：“人类始终在智慧的消极和意愿的积极之间做斗争。”他正是这样积极地面对人生的各种意想不到，一直保持乐观，笑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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