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友是武汉黄陂刘桥村有名的种田大户，也是有名的“狠人”。

黄陂区是武汉市的郊区，农业占有很大比重，承包土地的农民占全区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因为是武汉市郊，进城务工机会很多，黄陂的农民大多就近进城务工，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已不再种田，黄陂区因此在多年前就已出现了土地抛荒。

自2009年开始，刘玉友回到村里种田，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田大户。现在刘玉友种了200亩田，每年从土地上所获收入超过20万元。这个收入在当地算是相当高了。刘玉友正计划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好好种田，多多赚钱。

勤劳致富的刘玉友

刘玉友一家四口，夫妻之外还有两个儿子，老大在武汉打工，电焊工，每月收入5000元，正筹划结婚，小儿子则是义务兵。夫妻俩今年都是45岁，年富力强。刘玉友的父母经济条件一般，去世很早，刘因此小学没有读完就外出打工，据他自己讲，12岁就弃学开始挣钱了，跑过很多地方。

刘玉友没有兄弟，有一个姐姐嫁到了邻村，姐夫是农民，从“捡田种”到成为种粮大户，发现种田其实也有机会。刘玉友因此在2009年回到了村里种田。刘玉友自家承包土地只有3亩，不过村里有很多抛荒田，他一家一家做工作，将这些没人种的土地流转过来耕种，到了2015年，他已成为了当地有名的种田大户。

2009年前，刘玉友没有种过田，只是听到姐夫说种田可以赚钱，而村里到处都是抛荒田，就回来试一试。第一年他流转了100亩田种湘莲，亏了几万元；第二年开始种水稻，略有赚，之后逐年扩大种植规模，逐年积累种植经验、改善种植条件，直到现在种植规模达到了200亩。按刘玉友的说法，“一年好学种田佬，十年难学生意人”，只要用心，田还是不难种的，一年就可以学会。

2009年正是当地抛荒最多的时期，土地无人种，所以租金也不高。刘玉友以每亩200元租金与村民签了五年期的土地流转协议。本来想时间签得更长一点，村民不愿意，因为毕竟在城市的务工并不稳定，随时可能回来种田。刘桥村人多地少，人均只有0.7亩地，户均也就在3亩左右，不过，土地对村民心理上的安全感却很重要。据刘玉友说，与他关系较近的有着密切生产协作的附近九个种田大户，土地流转协议一般都是签三年，租金也低，只有100~200元每亩。若是农户之间不签协议“捡田种”，则一般不付租金。

刘玉友既然想通过种田赚钱，他就要扩大种植规模，提高种植技术，降低种田成本。从种植规模上，他不仅将本组最好的一片冲田都流转过来了，而且通过各种关系将相邻两个村民组的两块冲田（易遭水患的田地）流转了过来。最重要的是，这些流转过来的土地都已连片，这样就便于农业生产和田间管理。

刘玉友与邻近村庄的另外九个种田大户形成了一个“十户联合”，其中包括刘玉友的姐夫。这个“十户联合”种植规模最少的100亩，最多的有300多亩，都是自发与农户签约流转来的土地，租期都不长。刘玉友的最长，为五年，其他的一般是三年。据刘玉友讲，这10户中，除他姐夫以外，其他8户都与他一样，是“狠人”，不然根本就不可能将流入土地变得适宜耕种，尤其是无法解决插花田，机耕、灌溉中搭便车的问题。“不狠的人是没有办法这样种田的”。狠并不是要掠夺侵犯别人，而是要保护自己。不然，你的机械停在那里，一晚上就会被破坏。刘玉友说，“我的机械停在路边一个月也没有人敢动”。

刘玉友所在的这个“十户联盟”一起购买农药，共同维护权益，协调使用农机，进行资金互助，技术共享。有一次买到了假种子，十户联合起来维权，很快就获得了赔偿。大型农机上更是协调使用，以提高农机使用效率。更有趣的是，这个“十户联盟”还协调进行农业技术的改进，包括良种试验、种植模式试验。十户之间不是竞争性的关系，所以他们可以共享农业技术，而任何一项农业技术的改进都会让十户种粮大户直接增加收入。

刘玉友所在“十户联盟”都是靠夫妻劳动，雇工极少，可以说是典型的家庭农场。仅仅在最农忙的时候雇工。十户都是能吃苦、精心种田的农户，也都是50岁上下最年富力强的年龄。刘玉友夫妻种200亩土地，现在只种一季晚稻，曾经尝试种两季，冬季种油菜，被证明不成功，因为油菜所用人工太多，必须雇工，就不划算；他也曾种早稻，早晚两季稻作，但武汉早稻收割正值梅雨季节，种植面积大，晾晒是很大的问题，早稻收割稍晚就会发芽，就不再卖得出去，因此不适合种。冬季种小麦也试过，亩产最高可以达到800、900斤，还不错。目前刘玉友他们正在试验冬种小麦夏种晚稻的种植模式。不过到目前为止，十户的主要种植模式还是一年种一季晚稻。

刘玉友的烦恼

当然，刘玉友种田也有烦恼。

刘玉友流转过来的200亩土地之前并非全是抛荒田，其中至少有60多亩正被村民耕种，其中有一户通过捡田种了20多亩，算是一个“中农”户，另外还有10多户年龄较大的老年人种自家承包地，一户二、三亩，共有40多亩。这60多亩田插花在刘玉友流入土地中间，使刘玉友的生产和管理都不方便，他通过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段赶走了捡田种的中农，将仍然种地村民的土地也流转了过来。软硬兼施的“软”就是说好话，包括通过各种关系去说好话，软硬兼施的“硬”则是通过断水断路让插花在他流转耕地中间的田没法种，也就只能流转给他。

流入土地后，刘玉友希望在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修机耕道、灌溉渠和排水沟，但流出土地的农户反对，不同意他改变“田间地貌”。一是担心修基础设施会将田“改小了”，二是担心今后引起权属纠纷。一句话，村民将土地流转给刘玉友种，租金很低，租期很短，刘玉友就不能动这些流入的土地。

好在刘玉友流入的大都是公路边上的土地，且是冲田，上级还建有相对完善的抽水泵站和灌溉渠，只是上级所建抽水泵站和灌溉渠一般农户使用不了，因为小农户分散的小块土地根本无法与大型水利设施对接。刘玉友流转了成片的土地，正好有能力对接大型水利设施。上级建抽水泵站很多年了，可灌溉面积数千亩，这么多年也就刘玉友在用并且用得了，其他农户都没法用。

在流入农户的土地上不能进行诸如机耕道、灌溉渠和排水沟的建设，更不可能打破田梗。为便于机耕和管理，刘玉友在连接公路与农田的部分做了少量投入，五年下来累计投入大约一万元，建设连接上级修建灌溉渠与农田之间的设施如水闸，修填机耕路桥，都是极小的投入，也只可能是极小的投入，甚至只是用工铲平道路。

但这些投入都被刘玉友记录下来，一旦有人要种这些他正在种的田，他就可以要求补偿。因为他希望继续耕种这些土地，希望村民续约，他就借口这些设施投入而漫天要价。这在刘桥村并非没有先例。刘桥村二组一个大户流转土地并进行建设后，其他人来接转土地就必须补偿基础设施建设费，而没有接转土地者愿意出这样一笔冤枉钱，这导致刘桥村二组200亩耕地至今抛荒。

刘玉友现在与村民关系有点紧张，他希望继续种这些田，村民却不想续约。他放出风声，若有人要来接包这些土地，就必须补偿他的前期基础设施投入。刘玉友说，要么这200亩地仍然由他来种，要么抛荒。

刘玉友要想种田赚钱，就必须与村民续约，现在五年合同已经到期，刘玉友与流入土地村民的关系明显变得紧张起来。他必须说服村民继续将土地流转给他种。200亩土地涉及大约100户，其中本组40户，相邻两组60户，这些户中，有相当部分与他关系已很紧张。刘玉友的决心很大，他说能和平续约最好，不能和平续约就“武来”。

他还希望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他说只要土地是连片的，有基础设施，他们夫妻种500亩是没有问题的。他现在看中的另外一个村民组的120亩土地，正在谈流转。因为单家独户农户无法使用抽水泵站，农户种自家承包地一般都是靠堰塘灌溉，而这些堰塘都已被村里的村民承包养鱼，农民种田用水就得看承包堰塘村民的脸色。刘玉友与这些承包堰塘的人关系很好，因此他想承包这120亩耕地的办法很简单，就是让这些堰塘承包人不给种田村民用水。

总的说来，刘玉友现在是靠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在种田赚钱，村里相当多的土地是被抛荒的，刘玉友利用自己的手段，克服了当前农村土地产权极为分散细碎的困难，将这些分散细碎的土地整合成了适宜耕种的土地。这与他是个“狠人”有关，而不可能仅仅靠市场中的自由交易。现在有人以为仅仅通过土地确权，再加上市场化的土地产权交易，就可以形成良好的农业秩序，这个想法也许太过简单了。武汉市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所，试图通过产权交易来形成土地的有效耕种，结果却是到处抛荒。刘玉友们则有效地耕种起来了，并且赚到了钱。

但这样的种田大户样本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状态呢？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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