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企业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健全。通过“引资本”促进“转机制”，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完善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多样化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市场化选人用人制度日趋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高级管理人员社会化选聘制度等为企业源源不断输送高质量人力资本。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按贡献分配取代了曾经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公开透明的员工晋升、流动和退出机制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员工能进能出、管理人员能上能下、薪酬能增能减的目标得以实现。混合所有制企业还通过绩效薪酬、弹性薪酬、员工持股、模拟股份制等激励约束机制，最大限度地唤醒沉睡的人力资本，实现激励相容，打造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责任共同体，激发企业内生活力与动力。

比如，第二批混合所有制试点企业中国联通，共引入包括腾讯、百度、阿里、京东等民资在内的14家战略投资者，联通集团持股比例由62.7%降至36.7%。随着非公有资本的进入，中国联通自上而下开展瘦身健体和精简机构，集团公司管理职能人员编制减少51.3%，31个省级分公司压减机构205个，集团二级机构正副职退出14人，省级分公司中层干部受聘平均退出率15%，实现了组织扁平高效、资源内耗大幅减少。同时，中国联通向7800余名核心员工授予占总股比2.7%的限制性股票，实现了核心骨干人员的稳定，调动了最核心要素的积极性。

三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增强。通过撬动数量可观的优质非公有资本，引入产业链价值链的战略协同力量和升级要素，有机融合国有资本的规模、技术优势和民资、外资的创新能力、管理优势，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了企业资产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探索出了成功的路径。

比如，分步骤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中信集团，2011年以集团90%以上的核心资产发起设立中信股份，2014年通过借壳集团旗下公司中信泰富实现在香港上市，同时引入包括淡马锡、泰国正大集团、卡塔尔投资局等境外机构和腾讯、泛海、雅戈尔等国内知名民营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2015年，中信股份继续向泰国正大集团、雅戈尔进行股权转让，继续扩大战略投资者股比，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完善多元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实现了与战略投资者在金融、制造、房地产、信息技术等多领域的协同共赢，提升了中信的品牌价值和核心竞争力，成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的典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要求，支持民资外资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参与中央、地方各级国有企业改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资扩股以及企业经营管理，进一步健全规范各类资本的退出机制，完善改革配套政策，确保各类资本自由进入、无障碍退出，更大力度、更深层次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各类所有制资本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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