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整个世界都面临着贸易战的风险。随着西方发现置身于贸易战中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二次世界大战留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当前，许多经济与安全领域内的混乱现状主要归结于2008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金融危机。传统经济政策的弊端在危机中被不断放大，这场危机及其后续还加速了从太平洋到亚太地区的再平衡。当然，还激起了西方民众在政治领域内的不满与反建制运动的兴起。

与此相似，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对当时传统的经济思维产生了巨大变革。各种记载显示，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也不断呼吁，不要重蹈危机的覆辙，尽快设计出新的措施去克服各国经济存在已久的不适。

随后，各国经济在理论与机制上的重建还要归功于一位杰出人物——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MaynardKeynes）。他在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本名著。凯恩斯还主导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这场会议通过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建了战后全球范围内的货币秩序。

根据凯恩斯传记的作者，同为经济学家的罗伊·哈罗德（RoyHarrod）的说法，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享受了上帝般的待遇。不过，一些与凯恩斯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比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就常常质疑，尽管凯恩斯引入了新的经济秩序，但是他是否真的值得享有那么多的优待。

毕竟，促使凯恩斯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真实原因在于，以消费、投资与储蓄的综合计算方式对英美军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规划贡献巨大。当国民收入保持稳定后，政府才能够更好地利用资源，将部分民用生产力投入军事目的，削减通胀产生的压力，维持消费，防止内乱。

二次大战后，当面对不断高企的家庭消费时，同样的工具有助于经济秩序的恢复。但问题在于，当二次大战后短期的经济奇迹不再，用于经济革新的方式是战时的产物，显然无法反映和平时期的经济特点。与日俱增的安全问题以及国内国外稳定的需求，迫使各国政策制定者只能寻求新的方式挑战传统的经济失序。

那个时代的迷局对于当前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今，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抱怨，金融危机没有促使各国认真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凯恩斯时代一去不返。如今，对于经济与金融问题的考量都局限于本身，专家、学者很少会关注由此附带的安全问题或者国内与国际目标间的互动。

不过，就好像在两次大战期间，当前现实的安全威胁会促使各国政策制定者反思所需要的经济假设。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没有促成全面的判断，但自2016年以来，三大对西方世界秩序的挑战将承担这一重任。

第一个挑战是既有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这将对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那些水资源短缺的地区以及正经历海平面上升的热带国家与沿海城市。当然，基于耕种季的延长，以及极地区域的矿产、碳氢化合物和其他资源将变得唾手可得，一些国家也会从气候变暖中受益匪浅。

最终，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减少对于公共利益而言是件好事。但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机制来补偿那些处于气候变暖第一线的国家与地区，那么，每个国家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利益权衡将截然不同。

第二个挑战是人工智能以及其对于劳动力市场可预见的影响。人工智能，不仅对于就业会产生威胁，对于安全同样如此，因为它将使国家惯用的一些保卫民众、击退侵略的技术失效。由此，不难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早已在人工智能与其他大数据领域开展竞争。但是，随着竞争的开展，这些国家将置身于一场危险与不稳定的博弈中，毕竟任何一种技术变革都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政治生态。

第三个挑战便是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分布式分类技术驱导的货币领域变革，这一变革预示了创建一种非国家实体背书的货币前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货币主导已成为权力的一部分，对美国而言尤其如此。但是，另类的货币模式将为政府与非国家行为体提供掌握权力或者超越现有权力架构的全新方式。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加密货币已对当前的市场秩序产生了冲击，假以时日，可能会改变现代工业社会赖以生存的金融关系。在新的地缘政治时代，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其他将此视为机遇的国家将以其自身的方式重塑全球化的未来。他们所设想的未来，可能与20世纪的模式截然不同。

在反思经济与安全问题时，我们需要在有关未来社会和政治安排的框架内探索创新方式。人类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不仅要适用于新技术，同时也要适用于主导这些新技术的系统。

一个最可期的前景便是政府与跨国企业不再掌控所有信息。挑战，也能通过基于合作的普遍接受的方案而化解，而不是相互竞争导致两败俱伤。

（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教授、国际治理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记者潘寅茹翻译。版权：辛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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