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整个世界都面临着贸易战的风险。随着西方发现置身于贸易战中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我们有必要来回顾一下二次世界大战留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当前，许多经济与安全领域内的混乱现状主要归结于2008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金融危机。传统经济政策的弊端在危机中被不断放大，这场危机及其后续还加速了从太平洋到亚太地区的再平衡。当然，还激起了西方民众在政治领域内的不满与反建制运动的兴起。

与此相似，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对当时传统的经济思维产生了巨大变革。各种记载显示，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也不断呼吁，不要重蹈危机的覆辙，尽快设计出新的措施去克服各国经济存在已久的不适。

随后，各国经济在理论与机制上的重建还要归功于一位杰出人物——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MaynardKeynes）。他在1936年出版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本名著。凯恩斯还主导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这场会议通过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建了战后全球范围内的货币秩序。

根据凯恩斯传记的作者，同为经济学家的罗伊·哈罗德（RoyHarrod）的说法，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享受了上帝般的待遇。不过，一些与凯恩斯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比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Robinson）就常常质疑，尽管凯恩斯引入了新的经济秩序，但是他是否真的值得享有那么多的优待。

毕竟，促使凯恩斯主义产生巨大影响的真实原因在于，以消费、投资与储蓄的综合计算方式对英美军队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规划贡献巨大。当国民收入保持稳定后，政府才能够更好地利用资源，将部分民用生产力投入军事目的，削减通胀产生的压力，维持消费，防止内乱。

二次大战后，当面对不断高企的家庭消费时，同样的工具有助于经济秩序的恢复。但问题在于，当二次大战后短期的经济奇迹不再，用于经济革新的方式是战时的产物，显然无法反映和平时期的经济特点。与日俱增的安全问题以及国内国外稳定的需求，迫使各国政策制定者只能寻求新的方式挑战传统的经济失序。

那个时代的迷局对于当前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今，许多经济学家都在抱怨，金融危机没有促使各国认真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凯恩斯时代一去不返。如今，对于经济与金融问题的考量都局限于本身，专家、学者很少会关注由此附带的安全问题或者国内与国际目标间的互动。

不过，就好像在两次大战期间，当前现实的安全威胁会促使各国政策制定者反思所需要的经济假设。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没有促成全面的判断，但自2016年以来，三大对西方世界秩序的挑战将承担这一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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