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目的是针对中国技术崛起。在经济领域，原本已见曙光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就再次停摆，尤其是对中国激增的对外投资尤其是国有企业主导的高科技领域的并购表现出担心。

与此同时，美国强化了对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更多责难，试图强化投资审查以限制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敏感的高科技领域。

即便是在最近的贸易战，美国试图增加的进口限制也集中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包括航空航天、信息通讯技术、机械等产品，其目的应当是促使相关产业重新转移回美国本土。

在非经济领域，美国也传出将降低中国的赴美学生签证，一个极有可能的原因就是限制中国求学美国的科学领域，阻止向中国的知识外溢的限制。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把这一系列政策都迷惑式的安置在“美国优先”策略框架之下，但是所有这些政策对就业、贸易逆差的影响其实并不会特别明显，反倒是对中国的高科技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后一点，显然才是特朗普团队的真正目标。

因此，在中国回应美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回应之时，也决不能就经济效应本身评估政策措施，必须充分认识到美国抑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的战略意图，在更大的国家整体博弈和国际战略框架下进行思考。

最核心的一点，中国的技术发展决不能停滞，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加强对制造业短板的政策激励，仍然应该是目前政府政策的主导。在中国经济经历四十年高速增长以后，传统的依靠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难以维系。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企业用工成本逐步提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失，许多产业都在向东南亚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成为继续推动增长唯一的出路。

在这一过程中，创新是最为关键的条件。在这一背景下，尽快学习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经验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因此，本次针对贸易战的应对应该以保证中国的先进技术的发展为基本出发点。为此，以下经济层面的建议可供政策制定者参考。

第一，针对贸易战本身，需要针对高科技的产品采取强势措施，由于目前的高科技公司大都深深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美国对相关出口的限制目的应该是引导相关企业转回美国本土。

就这一点，中国不妨对相关高科技企业进一步减税并出台相应的产业政策，抵消掉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同时，应努力将贸易战的绝大多数斗争引向非科技类产品。

第二，在美国加强限制的情况下，努力拓展向其他区域的技术型产业并购，例如欧盟。

尽管欧盟内的德国和法国对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海外并购诸多不满，但是里斯本协定以后，欧盟的对外投资政策必须在欧盟层面来统一管理，所有单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出台针对第三国的投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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