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都到上都，重走元朝皇帝迁徙路的学者发现马尾贸易的秘密

前人走过的路，今人未必还能走过：或是如成就了韩信的古汉水般，被武都大地震截成两段，变成嘉陵江和汉江各自流淌，“暗度陈仓”终究绝唱，也让诸葛孔明再无天助；抑或科技发达，截弯取直，隧穿山桥过河，古道古渡湮没无闻，重归寂静；更或者路的那头天灾人祸世事变迁，已然废墟，唯有荒草萋萋与颓垣断壁，无人会去。罗新一步步走向金莲川这条路，便是一条很久无人走过的辇路，远方的元上都（Xandu）早已废弃，只余柯勒律治梦中吟咏的“仙那度”（Xanadu）文名不坠（与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塑造的“香格里拉”并称世外桃源）。不仅终点消失，连路也因为造新桥、修水库等种种原因多有绕行，然而他还是要走一遭，甚至推掉了在中亚撒马尔罕的丝绸之路考古学术会议，就为了一步深一步浅地丈量完那条450公里长、元朝皇帝候鸟般春去秋来往复的路。

在“写在出发之前：金莲川在召唤”里，罗新感觉自己岁数到了，随元帝巡幸上都的文臣胡助、周伯琦正是五十三四时留下为后人引证的诗文，约翰·斯坦贝克、比尔·布莱森重新发现美国、认识自己的行纪惹人心动，他还想用这番闲庭信步对正“走出伊甸园”——重演人类出非洲、走遍全球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保罗·萨洛佩克（PaulSalopek）致敬。计划去上都已经很久很久，说服自己的理由已足够，何不这就上路呢？

学者们的“重走长征路”

作为任职北大、研究中古史和边疆民族史的史学教授，罗新这趟15天的旅程，纵然同行学者亦艳羡。教职、家庭牵系，壮游未必有时。年轻时有闲无钱，难得有三十而立北京小伙陈嘉映这样的北大研究生两个多月游遍大半个中国，《旅行人信札》记游抒怀报平安之余，录下1981年中国社会众生相不少：夜登遇险数次（南普陀、雁荡、庐山）、于黄山遇同志示爱、到苏州叔叔给了160元钱胆遂壮（接近当时一般年轻工人五个月工资）；更难得有马来华侨唐史学者赖瑞和四十壮年寻踪盛唐故国，写下《杜甫的五城》——“五城何迢迢”的感触不是一般人都能体会深刻，站在运城盐池边也少有人体悟出河中河东两节度使与李唐王室之间的轑轕，更不会有闲人坐拖拉机颠三个多小时黄泥路翻山越岭去看大理石钟山石窟。而即使内行看门道，一般学术考察，往往直奔主题一蹴而就，快则快矣，但少了些兴味；路上免不了人情俗事，挡不下推杯换盏，让人无法尽速整理每日所见所思。正因为是自己一步一步走着去的，时间带来观感和空间感的改变，俨然重回火车诞生前，尽管时节未必与元朝时相同、行止也不与古人吻合。“健德门到明德门，大约四百五十公里的路程，我们只走了十五天。元人无论走驿路或辇路，都要花更长的时间，他们不像我们这样一日不歇，急着走完全程，跟完成科研任务一样。他们人生的相当一部分都在路上。今人或许因此为他们遗憾，不过或许正是慢速移动使他们得以更多地同时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

与他想法相似的人不少，爱尔兰人西莫斯·奥布莱恩就亦步亦趋地尝试跟上百年前先辈、植物爱好者奥古斯丁·亨利的脚步，循泛黄旧照探访那些中国植物今日何在，尤其赶在三峡建成、库区微气候可能大变之前。亨利1881年来到上海，供职于赫德手下，翌年调任湖北宜昌海关。他热衷植物学，闲暇时候喜欢出去采集植物标本，当他返回欧洲时，带回了15000多种植物标本和500多粒种子，让西方人大开眼界，许多品种由此进入西方园林成为常客。亨利还指点后来人厄内斯特·亨利·威尔逊从中国带回了珍贵的鸽子树——珙桐的种子，那是比大熊猫更珍稀的活化石。如今新西兰的国果猕猴桃也是由E.H.威尔逊引入西方的。和西莫斯·奥布莱恩一样，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的老专家印开蒲自费走遍西部的山山水水，想要用影像记录下E.H.威尔逊曾涉足之地的今与昔，几乎所有照片都找到原拍摄地进行比对拍摄，结集对照“百年追寻”。1985年，印老甚至找到了曾被E.H.威尔逊带出国门、在中国几乎确定灭绝的康定云杉的一棵活株。这棵树最后成了当地一位老太的寿材。当年奥古斯丁·亨利曾在巴东发现几棵珙桐树，但威尔逊循迹前去之时见到的，只是老乡新起造的屋舍和一个树桩。那一晚，威尔逊在日记中写道：“我彻夜未眠。”

另有一位，乃韩国学者，更可说是一位政治人物的金在原——2015年任朴槿惠总统政务特别辅佐官，2016年10月“崔顺实门”后辞职，2017年4月第三度当选国会议员。一度远离政争的他，于2013年夏完成追寻朝鲜学者朴趾源《热河日记》的旅程。他特意追摹前人，于阴历六月下旬跨过鸭绿江，阴历八月十日抵达热河（今河北承德），力求时节相符、景色相近，甚至积极借助导航系统和卫星图片还原路线。台湾年轻学人黄同弘也“反转战争之眼”，以美军旧航照解读台湾地景脉络，我们才有可能见到第二代草岭潭的景象：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沉积岩加上顺向坡，因此屡震屡成堰塞湖，第三代仅维持九日，1999年“九·二一”地震形成的第四代曾经是全台最大自然湖泊，前后也不过5年就再度衰亡，短暂到游船业甫兴即废。金在原一开篇比对朴趾源“渡江录”记述与今日卫星图，发现由于鸭绿江堆积江心洲，现在直接渡过主航道抵达的仍是属朝鲜的于赤岛，昔日的“芦荻如织，下不见地”，今时却是一片玉米田，再渡鸭绿江才到中国境内。罗新在这点上也略有遗憾，“据说我们来得太早，大多数金莲花还未到花期，再过两三周就会看到金莲花在整个河谷燃烧”，虽未能领略“万朵金莲次第开”的美景，但足以想象元顺帝的诗句“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金莲川）”。这趟旅程已经得益于元顺帝的用人新政，周伯琦踏入过去文臣“或终身不能至”之地，为今人留下了十八捺钵（行在）、道里数的线索，加上燕山天险——往来必经关隘——不难追迹，按部就班便是，有细节争议处罗新都尽量循合周氏记述值来走。

从旅游者向旅行者转变

“对于我这样的学院派知识分子来说，尽管我们总在‘研究’中国，但早已习惯了远离山野，远离街巷，远离建筑工地，远离满身脏污的劳作人群。我们只是在图书馆、在书页和数字里研究所谓的中国和中国社会。有天傍晚我在拥挤的地铁上和一个打工者挨站在一起，他身上很明显是因为很久没有洗澡没有换衣服而发酵出的强烈味道让我难以呼吸。我和他贴得那么近，我却分明感到我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界沟，我甚至期待这界沟变成一堵物理的高墙，好隔住他的味道，好让我看不见他。有那么一瞬，我们彼此注视。我忽然意识到，对于他，我是一个旅游者。对于许许多多层面的现实中国和中国社会来说，我们这些象牙塔里的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只是旅游者，只是观光客。”

罗新希望自己实现从旅游者向旅行者的转变，而且这一转变是单向、不可逆的，故此他在行走中的观察不仅仅处于一个历史学者的状态，更保有充分的现实关怀。出发才半小时，他走过曾经蚁族聚居的小月河，“这两年小月河东岸密集的棚户区被全部拆除，原来多达十万人的北漂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迁移到别的地方了，到了另一个我们看不到、不理解、也不想知道的地方”，甚至连有姑娘跳河轻生的河道都被铁丝网密封起来，“经过清淤，没有水，也没有泥”。

百年前意大利记者路吉·巴兹尼（LuigiBarzini）追踪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欧亚汽车拉力赛的《北京到巴黎》（PekintoParis），是罗新路上比对的文本之一。明代清河上的古迹广济桥被搬迁到小月河上，曾经占了三页纸才运过那辆1200公斤车的桥，如今成了停车场。旅行文学和历代文本成就了《从大都到上都》的一半趣味，旅行的畅想、今昔的变化、元明清乃至近代的逸闻，罗新几乎信手拈来：巴兹尼遇到一位说流利英语的中国铁路工程师打招呼问候“Howdoyoudo”并一一握手，路遇欧洲同胞，来人却只说一句“早上好”就继续下山一刻不停留；人类学者鸟居龙藏与八个月身孕的夫人君子前往北京，青山绿水花开满野之时，他们抱着三个月大的女儿返回内蒙……（朴趾源一路上见店铺每有“欺霜赛雪”招牌，自恃“小中华”替人挥毫也写这四字，心忖“未得较似米元章，何渠不若董太史”，不料闹笑话始知形容的是面条，也是值得一哂的趣事）

自黑谷道起，就进入了熟夷各部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地带，今天的路上所见同样叫人无法乐观，红漆大字“禁种毒品”，罂粟自此就常常耳闻。如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样，熟夷在蒙古和明王朝之间腾挪求生：打仗时，明廷倚赖之；马放南山了，抚赏克扣推延是常事，明朝将官与他们离心离德，动辄拿他们谎报军功或是开垦牧场。既然凉了心，一旦外逃，那就应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套。纵然靠拢蒙古，可蒙古这边为了边贸互市，也不免拿他们遣送回明朝这厢。顺民不好当，熟夷不欢迎明蒙和议，“如果可能，他们会尽力破坏和议局面”。他们为了利益最大化，总是一边招惹蒙古，一边利用流动性在明朝边府多头领赏。为江山安稳计，明朝只得筑起高墙，扩建连缀，长城起造，试图化蛮夷为顺民。适得其反的是，“长城南北真正变成了一个非明即蒙的二元世界”。战略防御的长城，往往变成言官指责政敌妥协软弱的标的；而华夷之辨的烈焰，则送文人上了神坛，于是更多的后来者追随这种短视的驱逐蛮夷论调，飞蛾扑火般试图青史留名。或许正是这种变态的爱惜羽毛导致了明朝衰倾。阿瑟·沃尔德隆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深刻地记述了这段历史以及长城在华人心中被神话的过程：爱国心作祟之下，现代人也会为谁先走完长征争出个民族大义来。其实长城何曾区隔族群，汉人出于种种原因投奔蒙古不在少数，政治体的边界从来都是流动和开放的。又如丙子胡乱，朝鲜人被掳50余万，家属不远千里来赎回者有之，逃回被害怕清廷问责的朝鲜官吏拦阻者有之，返乡妇女因男权礼教作祟被抛弃鄙夷者有之，还有始终回不得的聚居于丰润高丽堡，故国来使时多有流涕者，后却因使团随行蛮横，终至反目成仇。

这类教人不胜唏嘘的事，罗新一路上也见到不少：外来投资者与当地领导合作兴建度假村，却与希望利益均沾的林场发生纠纷；仿效内地圈地、采矿导致生态失衡，草原与游牧生活岌岌可危。他记录下的许多细节，在在引发读者思索与反思。世界连为一体，环环相扣，犹太人经手了大部分被插在欧美时髦女性衣帽上的非洲鸵鸟毛，亨利·赛瑞斯曾专题研究过的明蒙马市中，马尾成了大宗进口抢手货。源自朝鲜的马尾裙流行于京师乃至全国，行情看涨，宵小甚至不放过军马的尾巴，朝廷愈禁止愈是流行，江南更流行起马尾帽。多年后，朴趾源经过绥中发过一段关于帽子的牢骚，只不过又是三十年河西：

“我国所着毳帽皆出此中……一域男女不下数百万口，人着一帽，然后为御冬之资……所带银货不下十万两，通计十年则为百万两。帽为一人三冬之资，春后弊落则弃之耳。以千年不坏之银，易三冬弊弃之帽；以采山有限之物，输一往不返之地，何其不思之甚也！我东银货，半消此铺。”

这恰好接上了罗新的感叹：“马尾是内亚（蒙古高原）与东亚世界（明朝与朝鲜）紧密联系的一个缩影，这不正是早期的全球化吗？”朴趾源不也正是赶赴承德为在那儿避暑的乾隆皇帝庆祝七十岁寿诞吗？想到高丽王朝忠烈王王昛也曾亲赴上都，更迎娶忽必烈之女，不得不说东亚世界联系之紧密，而历史又常常相似。

有遗憾就有期待

不知是乌鸦嘴还是巧合，罗新的“好基友”罗丰行前说了一句“可能会受伤”，大约是出于知道罗新1999年考察途中翻车多处骨折，2006年共同参与蒙古考察时右手甲沟炎，指头肿得比大拇指还粗。果不其然，行走途中罗新脚趾甲沟炎发作。不过如罗新所说的，“友谊之于人生，有如同伴之于行旅”，他的上都行纪也逼出了罗丰拖稿逾十年的《蒙古国纪行》。“科布多会议上，大家群情激昂地领取了写作任务。回来后，却都是忙人，年复一年，大都不曾兑现诺言，在遭到罗新兄一本书序文公开批评后”，罗丰挂不住，翻箱倒柜找出笔记连缀成篇，记录下从乌兰巴托到阿尔泰山的行程。其实公开批评云云早已是2010年《历史的高原游牧》的序言了。

罗新回读当年的日志和笔记惊讶地发现，“有好些在记忆中熠熠闪光的景象和人事，在日志和笔记中却全无踪影”，恰有点戳到罗丰行纪的弱点——“当时清晰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忘了许多。印象最深的只有蒙古医院……”罗丰因为生病错过了神山于都斤山，焦急地等待中给罗新连发五条短信：“你（现在）在哪里？”蒙方的敖其尔和钢巴特尔都是2004年罗新初次蒙古考察的老朋友了，就是那一次考察结束后，罗新等人还乘中巴车绝漠回国，却在《蒙古国纪行》的自序看到“一位已经逝去的蒙古朋友钢巴”，马头琴声宛在，叫人心痛。

平心而论，罗丰所写较罗新少一些文艺气息。笔记原本是做给自己和行内人看的，鲜卑、突厥、回鹘之类的民族、史地毕竟曲高和寡，而且蒙古早已远离一般国人的视野，可说是最不了解的邻邦之一。二罗的文字参照着看，再加胡成的《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蒙古国纪行》，有如花生米与豆干同嚼。胡成的路线与二罗多有叠合，横贯蒙古国境：乌兰巴托、哈拉和林、（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也大都有史料相参照，唯科考常在野外扎营、专注古迹遗址，背包客则非城镇不能休憩，倒恰好带来更贴近百姓日常的信息：韩日均在蒙古深耕影响，二手车、相扑手，唯独中国不讨喜。清代至民初是中国在外蒙古保有影响的最后时期，胡成与二罗每每在清代遗址处交会，同写到科布多城中一尊噶尔丹塑像，胡成补完了罗丰语焉不详之处，这类方便一般读者的文字书中每在多有。虽然其行文时有矫揉，但瑕不掩瑜。

几种读来只遗憾一件事，恰好罗新同事、元史专家张帆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从大都走到上都》，笑称“这事本来应该由我来做”，遭到自己学生调侃“老师，你可以从上都走到和林”。下次如果多一个地质或古生物学者一起走，那罗新是否不再会被地质说明牌弄得一头雾水，从燕山运动到大漠深处的恐龙化石，读者又有多少精彩可读！

《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罗新著

新星出版社2018年1月版

《蒙古国纪行：从乌兰巴托到阿尔泰山》

罗丰著

三联书店2018年1月版

《我甚至希望旅途永无止境：蒙古国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