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司扼杀探索精神，然而“违抗”通常要比“服从”获益更多

编者按：如果把地球的历史压缩到一年，那么恐龙的灭绝是圣诞节后的事情。如果新年来临前的最后十分钟为一年，那么晚上10点才伴随着互联网和集成电路芯片的出现，这两者宣告了网络时代的到来。

新范式的颠覆性变化出现得越来越快，而当指数时代来临，未来充满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在《爆裂》一书中，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伊藤穰一与“众包”概念提出者杰夫·豪共同提炼未来社会的9大生存原则，帮助应对这些快速变化。经授权，第一财经节选本书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这一篇讲述的是，违抗优于服从。

1926年，美国杜邦公司化学部主管查尔斯·M.A.斯泰恩说服该公司执行委员会资助“纯粹科学或基础研究工作”。这在现在看来十分合理，但在企业研发时代之前却并非如此。事实上，这个想法非常激进。

他有4个很好的理由解释杜邦为什么应该雇用科学家从事基础科学研究：

1.

科学的威望会带来“广告效应”。

2.

从事开创性研究能提升士气，

并能创造机会招募拥有博士学位的化学家。

3.

能够用新的科学知识交换其他机构的研究成果。

4.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纯粹的研究有可能会应用于现实。

最早在杜邦研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之一是哈佛大学的华莱士·休姆·卡罗瑟斯，他是一名年轻的有机化学家。卡罗瑟斯在杜邦专注于研究聚合物，这是一种由大量较小单元组成的大型复杂分子。斯泰恩知道，聚合物有着巨大的工业应用潜力，但其背后的化学原理却鲜为人知，尤其是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卡罗瑟斯的研究很快让人们对于这些神秘“大分子”有了常识性了解。他的实验室最终成功合成了氯丁橡胶和第一个真正的合成纤维，我们暂且称之为“纤维66”。

对于杜邦研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来说，不幸的是，斯泰恩于1930年6月升职，而后哈佛大学毕业的有机化学家埃尔默·博尔顿接管了化学部。与斯泰恩不同，博尔顿认为，只有产出商业结果的研究才有价值。早在1920年，他曾撰写过一篇论文《研究的效率》（Research Efficiency），并在文中坚称，要妥善管理研究工作，以免导致“与预期回报不成比例的时间损失和金钱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