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城镇化创造经济增长动能(4)

第三，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不仅从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对劳动力群体做出了贡献。进城的农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对年轻的群体中，而这些相对年轻的农民工和城市中年龄偏大的那部分劳动者比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当他们进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职工时，城市的人力资本得到了改善，因此我们说城镇化对人力资本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说穿了其实是一个“库兹涅茨过程”。库兹涅茨是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他认为整个资源流动的过程就是逐渐向更有效率的部门和地区配置的过程，因此整体生产率就会随之提高。在过去几十年里，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和数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统计年鉴会发现，我们还有29%的人口在务农。实际上，如果你到村庄里，至少到县城里看中国经济，就会知道农村哪怕一个40岁以下的劳动力，都很难找到。

农业越来越机械化了，因此一部分进入城市的农民越来越回不到农业中去了，他们已经稳定地从事非农产业了。这个过程就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们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们说它是“库兹涅茨过程”。

我们需要推动城镇化，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时的改革红利，也就证明，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可以提高城镇化的潜在增长能力。

我们前几年做了一个模拟，在2011~2020 年，如果每年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劳动率供给）能增加1个百分点，对应这个时期的潜在增长率会增加0.88个百分点，几乎是1∶1。同样，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几乎也会增加1个百分点，因此这两项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实实在在、显而易见的改革红利。

现在要推进改革，我想应该做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真正认识到改革是有红利的，改革和增长不是此消彼长、有此无彼的关系，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至少户籍制度改革能够做到这一点（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即使认识到改革能够带来红利，但这个红利能够得到吗？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已经确定了，目前来看，城市政府一定要承担这项成本，但它带来的改革红利对潜在增长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够完全排他性地被当地城市政府获得呢？不一定，因此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变成了不对称的东西。这时候必须做出恰当的制度安排，让大家分担改革成本，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明确才可能推进改革。

第三，我们应该看到，改革要把目标定在机制和体制的变化上，而不要用指标来考察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着眼于让真正意义上的资源重新配置，推动城镇化，获得改革红利。（蔡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原标题：《拨开迷雾，读懂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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