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行长金墉：赞赏“一带一路”，将尽所能给予支持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9月12日的“1+6”圆桌对话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像“一带一路”这样雄心勃勃的倡议能够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扩大贸易和促进跨境投资，为参与国带来实质性的发展效益。“我们赞赏‘一带一路’，并尽我们所能给予支持。”金墉表示，“我们希望同中国政府合作，在世行年会和春季会议期间，每半年召集一次会议，以持续保持‘一带一路’的势头。”

此外，金墉在会议中指出，全球经济整体正处于增长走强时期，但不能沾沾自喜，因为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可能颠覆全球贸易回暖，尤其会对依靠贸易推动增长与发展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产生严重后果。

12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钓鱼台国宾馆同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莱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卡尼共同举行“1+6”圆桌对话会。与会各方以“构建开放、活力、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围绕“全球经济形势与经济全球化的未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两个议题深入探讨。

主要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升级

金墉表示，目前全球经济从整体上正处于一个增长走强的时期：全球增长复苏自2016年中期已经开始，今年上半年继续复苏，二季度增速达到3.6%，为2010年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

“今年1月，我们预测2017年全球增长将从2016年2.4%的危机后低点回升至2.7%。最近的发展趋势可能带来好于预期的全球增长结果。”他称，推动这一增长势头的是全球制造业活动和贸易、大体稳定的融资环境和稳定下来的大宗商品价格。

然而，沾沾自喜还不是时候。金墉表示，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可能颠覆全球贸易回暖，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尤其是对于依靠贸易推动增长与发展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其中，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也容易受到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信心降低并减少投资。而许多低收入国家还受到脆弱性、冲突、暴力和不利冲击的影响。他指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几个趋势——对区域一体化和全球贸易的需要、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快速和持续的城市化、减排和抗击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均表明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持续上升。

金墉表示，这些新投资的可持续性所要求的融资规模已超出了受限的政府财政支付能力，而私营部门能带来新技术和运营效率。我们必须确保准备工作在技术上完善，而且融入了社会和环境保护内容。这些经济体目前的投资水平——年均1.3万亿美元左右——是根本不够的。

他还说，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弥合基础设施融资缺口和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期望，需要的投资规模意味着我们不能因循守旧，我们需要通过动员私营部门和优化利用稀缺公共资源，实现发展融资的最大化。要想吸引渴望高回报率的资本，当前正是绝佳时机。现在有超过10万亿美元投资在负利率的债券里，24.4万亿美元投资在低收益的政府债券里，8万亿美元闲置现金在等待更好的投资机会。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三来源

金墉表示，最近几个月来全球经济正在恢复元气，GDP增长和全球贸易稳步回暖。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预计今年中国增速可达6.7%，占全球增长的比重近30%，之后逐渐放慢速度。中国正在稳步实现《十三五规划》的增长目标。”中国认识到，保持经济增长需要开发增长新动能。他提出，《十三五规划》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均反映出政府寻找增长新动能的决心，尤其是通过促进生产力和创新。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正在研究增长新动能以及如何更好地促进新动能。金墉透露，这项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增长新动能已经在快速改变经济，譬如中国的生产结构在快速攀登价值链，对GDP增长贡献最大的不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中国人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高铁、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等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腾讯、阿里巴巴、华为、滴滴出行等企业已经在全球技术前沿运作；中国的创新能力迅速成长，目前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超过2%，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占世界研发投入总量近15%，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人力资本能力在快速提高，中国的劳动力中只有10%的人完成了高等教育，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30%-40%的水平，但情况正在改善，中国每年有700万人大学毕业，3万人获得科技专业博士学位，超过世界任何国家，这使中国正在成为微软、IBM等世界领先科技企业的研发基地之一等等。

“我们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未来数十年，增长主要来自三个主要来源。”他透露，首先是“扭曲”：过去的一个主要增长动能是消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现象，这在今天仍是一个重要的增长来源，尤其是在生产要素市场，即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市场；其次是“扩散”：加快采用现存的更先进的技术、产品和管理方法将是中国增长的关键。第三是“发现”：随着中国更加富裕并逐渐接近技术前沿，促进新技术的开发变得日益重要。中国的优先重点应是继续进行能力建设，完善促进创新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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