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世界做艺术展累出神经紊乱，他干脆用病人的眼光去看城市(2)
《奇迹寻踪》截图，2016，影像
《奇迹寻踪》惘闻乐队演出现场，2015
艺术家程然在提到自己家乡内蒙古赤峰的时候，前前后后大概用了20多个“普通”。
“那就是个普通的城市，没有特点，与中国任何城市都一样。建筑也是，没有任何特点。”他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后来去附近的新惠镇念高中，那里也没有任何特点，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里面有美术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爸妈也是普通工人，没有任何艺术细胞;却像同辈的大部分中国父母一样，没来由就幻想着要把小孩培养成艺术家。所以四岁的程然也跟中国无数小朋友一样，被送去当地少年宫学画画。直到今天，家里还挂着他当年画的一张翠鸟国画。妈妈花了50块钱、几乎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把它仔细装裱起来——这可能是在他回忆中少数几件稍微不那么普通的事情。
甚至，程然在19岁离开家之前都没怎么去过赤峰周围的草原，也没有在草原骑过马，那些地方因为曾经是电视剧《康熙王朝》《还珠格格》的取景地而声名远扬，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今年夏天他为了拍摄作品才刚刚去了一趟，开车往阿鲁科尔沁旗的深处走，接触到至今仍在过着游牧生活的牧民。即便如此，他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风景很好”。
小时候，程然的成绩不好，画画倒很有天赋。去读高中美术班需要寄宿，所以他比一般的孩子更早就学会独立生活。他觉得这很重要：“从那时候起每年就只能回家一两次，学会安排自己的事情、做很多决定，即便是做了很多蠢事儿也没人帮得了你。”
远离城市，在荒凉的小镇子上，他常常和同学一起到处探险。也许这为他之后的创作打下了浓重的基调。
艺术家程然和他的猫
城市里也有荒野
2015年，程然拍了一部长达九小时的电影《奇迹寻踪》，里面讲了三个基于真实事件而改编的探险故事。
第一个是1924年在挑战登顶珠穆朗玛峰中失踪的英国登山家，第二个是1975年荷兰艺术家试图乘坐不到四米长的小帆船横渡大西洋，第三个则是2010年山东渔船“鲁荣渔2682号”出海半年失联、八个月后返回时船上原本33名成员只剩下11名。
三个故事横跨近百年，都是从探险动机起始，又都留下“消失了”这样的神秘结局供后人猜测，真相是什么可能永远都无法得到证实。
艺术家组织了70人团队，拍摄四个月，剪辑和后期花了六个月。最后成片需要花九个小时才能看完，以至于在一般的美术馆展览都无法播放完整，毕竟美术馆的开门时间一天总共也就八小时。可是他坚持要做一个超长片，因为正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说明“时间”的存在感。
“理想状态下，放映的场所要有睡袋、要有吃的，在里面你可以说话、喝酒、睡觉。重要的是，花一段时间在里面坐一会儿。没有前因后果，也不需要从头到尾地全部看完。”他说。2016年3月，全长版《奇迹寻踪》在香港K11艺术基金会首映，除此之外它还曾经在一艘船上放过、在电梯里放过。艺术家还设想要把它放到国际航班上，比如从中国到欧洲，在空间位移过程里感受九小时的时间距离。
在电影拍摄的三个故事里，那个名叫巴斯·简_阿德尔(Bas Jan Ader)的荷兰艺术家在消失之前就做过许多看似荒唐的行为艺术。比如从屋顶跌落、从树上跳下、骑着自行车一头扎进河流。程然在2013年前后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做驻留项目时了解到他的作品，并产生深深的共鸣。
“他探索的都是普普通通的行为，是在尝试与世界产生连接和对话。”他解释说，“比如你每天在马路上走，不会感觉自己与这个空间有什么联系，但如果’啪’地忽然摔了个跟头，你的身体就会有非常切实的感受。”
这就是为什么程然很喜欢探险。“探险”这个概念在他这里其实很广泛，不一定是指去荒山野岭的无人区，日常街道都可能有新东西等待发掘。平时人们为了赶着上班、回家，被迫走在熟悉的路线上，可如果哪天换条路，甚至是突然走进某个以前从来没有正眼看过的小店，都会是对惯性思维的冲击。
他最近为了布展准备，每天都来北京798艺术区。附近马路上有一个公用电话亭引起了他的注意，它的周围堆满了各种标牌和建筑垃圾，几乎要被掩埋了。他向我形容，电话上的按键脏得就好像是“网瘾很大的人打游戏常用的键盘”。
“很多人用过，但是又像是被荒废了。也许在一天之中某个想象不到的时间，有人还会去用，但大部分情况下它就像置身沙漠。即使周围人来人往，那个空间也像是一片沙漠。”他说。
他总会注意到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促使自己处于不断的思考之中：电话亭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破，城市与我有什么关系，城市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些下意识的观察、追问让患有“广泛焦虑症”的程然感觉不再那么拘束和紧张。
“马路和高楼是城市排泄的地方，而心脏和呼吸都在角落。”他说。
病人看世界
过去一两年，程然就像那些“当红艺术家”一样日程全满，不间断地在全世界各地办展览、做驻留项目，2016年，他逗留超过半个月的国家竟然多达七个。这是“成功”的标志，但不停地工作和倒时差却击垮了身体。听他说起病的名称，还以为这是一种文学表达。
“广泛焦虑症”的实际症状就是浑身上下到处都不舒服，心脏、脑子、胃、脖子；随之常常出现紧张情绪，看到人就烦，电话也烦。直到医院确诊，他才知道是不受自主意识控制的植物神经出现了紊乱，错误释放身体出现病痛的信号。实际上那些具体问题都不存在，是神经本身坏了。
在最难受的那段时间，程然刚好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做驻留，每天不管去哪里都觉得特别累。有一回他去了死海，漂在水面上第一次感觉如释重负、自由自在，可回到陆地，病症又都回来了。查过资料后他了解到，低海拔空气中的确有种特殊物质可以起到镇静作用，有助于缓解焦虑。
确诊之后，对症下药，他很快就好多了。然后他开始对生病这件事产生了兴趣，想到在作品里把城市比喻成一个病体，看看政治宗教各个方面都出了哪些问题。
“你知道有个词叫，耶路撒冷综合征，就是说外来者在这里会受到各个宗教信仰之间的剧烈冲击，而情绪紊乱。还有个词叫，巴黎综合征，讲的是那些抱着极大憧憬的人看到现实反差而难以接受。”他觉得人在生病的时候想的事情跟平时都不太一样，挺怪的。
除了耶路撒冷，程然还针对另外两个城市进行拍摄，纽约和香港。三个影像作品组成最新的系列“狂人日记”，正是以一个病人的视角去表现个体对城市的认知。他与一名专业编剧合作，在概念框架之下创作文本，请演员以不同语言念白、表演，继而加上街头即兴拍摄的画面。这是他熟悉的工作方式。
盗版碟和二手信息的时代
1981年出生的程然，19岁考入中国美术学院。但是他不喜欢油画专业，上到一半辍学了。可杭州这个城市倒是待得蛮舒服，于是就这么定居下来。
2003年，他跟着艺术家杨福东拍电影，每年一两个月到处跑。五年下来，这位在中国当代艺术史里占据重要位置的影像艺术前辈教给了程然许多东西。他看到了新的艺术形态，成熟的创作方式，最珍贵的是意识到对作品应该做出怎样的坚持。
离开学校之后，他跟着一群朋友拍影像、玩实验音乐、做装置、写小说，有四五年左右没有任何人邀请他做展览、也没有任何作品销售。“现在年轻艺术家太容易成功了，你试试去经历这样的阶段，没人看你的作品、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将来会看，”他说，“我坚持就是觉得它很酷，这个形式特别前卫。而且我们以在仓库和地下室做展览为豪。”
2008年经济危机，此前遍地开花的画廊纷纷倒闭消失，很多刚刚签约的艺术家因此而退出了这个行业。对于程然倒是没多大影响。
他反正不认为自己属于艺术圈。他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做音乐的、拍电影的、搞纹身的。所以在《奇迹寻踪》里，程然特别邀请国内首屈一指的后摇滚乐队“惘闻”来创作背景音乐，还在拍摄影棚做过一次现场演出。
程然的作品里有大量对西方文艺经典作品的引用和致敬，他用纯羊毛枪刺地毯编织出自己对《双城记》那著名开头的“修改”，他把库布里克和文德斯电影中的主角捏合在一起拍短片，他把希区柯克的群鸟变成被灯光闪耀惊吓的白鸽，他将比尔·维奥拉《千禧年的五个天使》演绎出另外的场景。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所生长的时代。
“这是个蛮有意思的时代。盗版信息有一个窗口期是属于灰色地带，让我们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这对于影像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同时代的西方艺术家会因为版权限制，接触到的影像资料要远远少于中国。”他说，“所以我觉得这是东西方少数处于同一起跑线的艺术门类。想想雕塑和绘画，人家都有几百年的传统了。”
目前他的DVD收藏约有三四千张，各种地下电影、实验流派，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头十年积攒起来的。现在人们想要找这些资料又开始变得困难，大众娱乐化的东西继续占据主流。
与之相对应，36岁的程然与50、60岁前后的上一辈影像艺术家相比，关注的主题全然不同。他也会焦虑身份问题，但不是大概念上的“中国人”、“城里人”，而是更加细腻和具体的。比如坐在这里的我到底是什么人，走在马路上的我到底是什么人。
他也知道应该怎样运作大项目。影像作品想要做得精致，要么是单打独斗花时间，要么是花钱找人找技术。程然有过之前许多年的学徒积累，自己在不同阶段也学会了驾驭更大体量的拍摄工作，九小时超长篇之后，拍摄阵容大概已经不再是挑战。
更难的还有对资金的控制能力。“如果给你两个亿拍《变形金刚6》，大多数人可能怎么花钱都不知道。我不能随心所欲地创作，只能充分准备和规划，说服别人出资，把当初拍拍脑袋想出来的点子做出来。”他说。
影像艺术作品通常在西方也都只能被艺术机构收藏，很先锋。程然喜欢这种状态。有些商业品牌找他拍摄艺术短片，或者赞助项目，甚至有明星担当拍摄对象，这些都可以反哺到更为“难卖”的作品创作之中。
“我就希望自己普普通通，作品也普普通通。大家在这里面找到的东西，不会是什么灵感、直觉。”他低头看看自己满是纹身的“花臂”说，“在普普通通的日子里，我把自己的东西放出来，希望能唤醒别人在普通生活里的某个点。像是个引线，点燃一些东西，介于事物之间。
程然的新作“狂人日记”将于2017年9月9日-10月22日在麦勒画廊北京部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