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次贷危机｜胡永泰：领导人知道风险在哪里是很大的进步(2)

1929年的危机曾致使美国五分之一的商业银行倒闭，前任检察官费迪南德·皮科拉在国会举证说，银行在过度投机中推波助澜。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亦称“1933年银行法”）禁止商业银行从事证券发行承销业务、为顾客买卖股票债券的经纪业务，以及通过自身账户买卖股票债券的自营业务。直到1999年，该法案被取消，花旗和摩根大通等银行纷纷建立和收购投资银行，大幅提升了资本的杠杆率。银行业投入巨额资产参与赌博，而没有形成现代经济良好运转必须的远见和判断力。

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和其他央行通过削减利率、印钱购买债券，使得这场休克没有演变成经济萧条。它们标志性的政策，保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成为这一时代关于宏观经济最大规模辩论的核心问题。华尔街虽然元气大伤，却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已经开始轰轰烈烈地寻找新的利润点。

2008年泡沫破灭以后美国并没有出现重大变革，甚至不如1929年大萧条后罗斯福政府对金融业进行改革的力度。其中最主要问题就是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为什么金融改革没有发生？因为造成金融危机的那些人都还在，量化宽松政策下，他们又吹起了新一轮的股票市场泡沫。

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应该是Never too big to fail（决不“大而不倒”）, 不应该允许“大而不倒”，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做到，否则真正的改革不会出现。

第二个爱因斯坦有25%可能性出生在中国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也是正常的，中国国内人口红利已经丧失，现在能够带动增长的只有改革的红利。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改革应该继续推进，城市化策略必须要变。

现在中国金融机构反腐是好的迹象，否则金融体系就会像一个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炸开。不过同时也应该看到，还有很多改革没有做，当前政府更注重的是社会的稳定。

朱镕基改革期间把很多没有盈利的企业都关掉了。相较之下，2008年-2009年的应对措施只是大量地发放贷款，不仅没有对僵尸企业下手，还把软预算的行为恢复了，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给中国间接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他们应该是了解的，就是什么时候动手的问题，我认为政府是看透了，也了解有什么风险。很多领导是不了解的，比如格林斯潘当时就是不了解的，可以让领导人知道风险在哪里，这是很大的进步。

另一个问题在于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应该更加自然，让市场、让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现在城乡差距太大，由此衍生出来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很严重，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差别太大。如果有第二个爱因斯坦生出来，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会在中国，但若是按照中国现在的状况，如果出生在了农村，就不可能成为“爱因斯坦”。（作者系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本文由澎湃新闻记者蒋梦莹采访整理，未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