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反思经济危机：经济学家怎会错得这样离谱？(5)

凯恩斯认为，投机者在金融市场中把时间花在追逐其他人的时髦选择上，因此让这样的市场来决定重要的商业决策会是很糟糕的想法：“当某个国家的资本投资成为赌博活动的副产品之后，这样的工作肯定做不好”。

可是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有关金融市场的研究却似乎被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博士所支配了，这位博士坚持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最好的一个。有关投资人的非理性、泡沫、破坏性投机的讨论在学术界完全消失，这个学科被“有效市场假说”所统治，其含义是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完全是公众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反映出来的内在价值，其发布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例如，给定某公司的盈利水平、商业前景等各种内容的信息，股票价格总能准确反映该公司的价值。到20世纪80年代，以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为代表的金融学家们又提出，由于金融市场总是能正确地定价，因此，公司领导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经济)就应该是使自己公司的股票价格最大化。换句话说，金融学家们相信，我们应该将一个国家的资本运转交到凯恩斯所比喻的“赌场”的手中。

很难说经济学研究出现的这一趋势变化是由某些重大历史事件造成的，的确，对于1929年的记忆在逐渐消退，但牛市依然不断出现，过度投机的传说盛行，然后又是熊市的到来。例如在1973~1974年，股票价格曾下跌了48%。而在1987年的股灾中，道琼斯指数又因为不明所以的缘由在一天之内下挫了近23%，这些事件本来应该使人们对市场的理性产生某些疑虑。

但事实上，这些凯恩斯或许会认为能证明市场的不可靠的重大事件，却丝毫没有弱化一个优美的理论观念产生的巨大力量。金融学家们在每个投资者都会理性地平衡风险与回报的假设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理论模型，也就是所谓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它非常精美，而且假如你接受其假定，这个模型的用途也会极其广泛。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但能告诉你该如何选择投资组合，而且从金融业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告诉你该如何对衍生产品(对收益权的权利)定价。这个新理论的优美特征和显著的实用性给其创立者们带来了一系列诺贝尔奖，该理论的许多专家还获得了众多较为世俗的奖励：借助新的模型和强大的数学技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更高级应用需要物理学家层级的运算能力——温文尔雅的商学院教授们得以跻身华尔街的高级技术人才之列，也拿到了华尔街层级的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