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被指花钱买论文影响公共政策，回应称竞争者们“插刀”
谷歌于当地时间7月11日发表声明称，谷歌赞助学术研究，一向秉持公开和独立的原则。反倒是“问责运动”始终不肯公开自己的赞助者。其中一位已知的赞助者，甲骨文公司，正是谷歌的竞争对手。
谷歌透明度调查：12年内“买”329篇论文，最高40万美元
“问责运动”2015年在美国华盛顿创立，自称为非营利性的“看门狗”组织。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问责运动”组织了一项名为谷歌透明度调查（Google Transparency Project）的项目。当地时间7月11日，该组织公布报告，直指谷歌通过赞助学术研究的方式，影响公共政策。
报告称，在2005年到2017年发表的有关公共政策的论文里，“问责运动”共找到了329篇直接或间接受到谷歌赞助的文章，涉及反垄断、隐私、网络中立性、搜索中立性、专利和版权等领域。其中，三分之二的论文都没有公开受到谷歌赞助这一情况。
谷歌资助过的329篇论文 来源：“问责运动”，经澎湃新闻翻译。(注：表格中“29”一项疑有误）
报告还发现，当谷歌受到监管压力的时候，其赞助的研究数量会激增。譬如，2011年，谷歌开始面临反垄断审查，其赞助的相关论文突然增加，并在接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欧盟监管者审查的2012年达到峰值。事实上，在所有329篇论文中，有113篇都在讨论反垄断这个问题。
2012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反垄断调查期间，谷歌资助的反垄断研究激增。
2012年，谷歌赞助的关于版权的论文也开始攀升。当时，谷歌正在与国会的反盗版法案作斗争。在接下去的一年，关于传播的盗版作品，谷歌是否应该负责，公众争议持续不断，谷歌赞助的版权相关研究也达到峰值。
在反盗版争议期间，谷歌资助的版权论文激增。
不过，“问责运动”强调，选出这329篇论文的标准，是它们是否受到谷歌的赞助。它们绝大多数迎合谷歌的政策主张，但有一部分对谷歌进行了批评。
这些受到赞助的研究来自学界、智库、律所和一些顶尖法学院，牵扯到的美国知名大学包括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格斯大学、乔治城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英国牛津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柏林经济学院、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等欧洲名校也名列其中。
报告发现，这些论文中有大量“伪装”成严肃学术研究的文章。它们并没有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写作，也没有发表在经过同行评议的期刊上。此外，这些文章往往互相引用，制造出一种声势浩大的印象。
这329篇论文共被引用6000多次。报告认为这是一种讽刺。在以点击量评估信息价值的时代，谷歌得以崛起。如今，谷歌正在花钱购买其公共政策主张的点击量。
“问责运动”强调，许多谷歌“买”的研究影响到了决策者，但决策者还并不知情。谷歌前CEO、现任Alphabet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曾在国会听证时引用一篇论文，佐证谷歌并非垄断企业。然而，谷歌为这篇论文买过单。
谷歌前CEO、现任Alphabet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报告认为，这种玷污学术的做法，虽非前无古人，譬如抽烟健康研究之于烟草公司，气候变化研究之于石油企业，但谷歌可能是眼下把这套把戏“玩得最溜”的公司，“特别是，一个表面上如此推崇研究的公司。”
《华尔街日报》补刀：谷歌收买教授的邮件证据，开价5000美元至40万美元不等
一天后，《华尔街日报》发布了一篇题为《收买教授：谷歌学术影响力运动的内幕》（Paying professors: Inside Google's academic influence campaign）的深度报道，披露谷歌收买高校教授，通过赞助学术研究的方式在舆论和公共政策上“带节奏”，每次开价5000美元至40万美元不等。文章中也引用了“问责运动”那份调查报告的数据。
《华尔街日报》以申请信息公开的方式，获得了十几位教授与谷歌的数千页邮件往来。这些教授并不总是会公开自己的研究获得了谷歌的支持，在后续相关研究中公开的则几乎没有。
《华尔街日报》的深度报道。
伊利诺伊大学的法律系教授保罗·赫尔德（Paul Heald）称他曾想到一个点子，可能对谷歌有利。赫尔德获得了18.83万美元的无条件赞助。谷歌告诉他：“你拿这钱去开一家甜品店，我们也不管。只是这样的话，你以后是拿不到钱了。”
密歇根大学的法律系教授丹尼尔·克莱因（Daniel Crane）则提到，他在研究反对针对搜索引擎的反垄断管制时，曾拒绝谷歌的赞助。
时任斯坦福大学研究员的瑞恩·卡罗（Ryan Calo）拿过过40万美元的“最高奖”。谷歌等互联网企业关于用户隐私的条款总是冗长晦涩，几乎没有人真的会去读。因而，一些学者建议采取其他限制企业滥用用户信息的方法。凭借一篇倡议用新形式保留用户隐私条款的文章，卡罗收到了谷歌的“大礼”。
“谷歌银河”：谷歌赞助过的研究网络。 “问责运动” 图
一名曾供职于谷歌的游说人士透露，谷歌会列出一些学术论文的题目、摘要和经费，招募有意向的作者。谷歌也会提供差旅费，帮助这些教授与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会面。
2010年，谷歌雇佣时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的德文·德赛（Deven Desai）为其招揽“写手”。在此后的两年，德赛一共花掉了谷歌200万美元，用以组织相关的学术会议和研究论文，给作者的报酬从2万美元到15万美元不等。不过，上述游说人士提到，这些花销对于谷歌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
2012年，谷歌遭遇反垄断审查时，谷歌的律师们写给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的一封信中，引用了谷歌赞助过的论文。
不过，《华尔街日报》认为，不仅仅是谷歌，其他高科技企业也在玩这套把戏，正如以前的烟草、石油和制药公司一样。文章点名了几家赞助过反谷歌的学术研究的竞争对手，包括微软、高通和AT&T。
谷歌回应：“问责运动”始终不肯公布自己的赞助者
在“问责运动”公布报告的当天，谷歌公共政策主任莱斯利·米勒（Leslie Miller）在官方博客上发布了一篇回应文章。米勒称，问责运动的报导误导性很强,它把谷歌旗下、或曾赞助过的机构支持的论文，都归到了谷歌头上。
米勒称，谷歌以保持与学界、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紧密联系为荣，因而，做出以下澄清。谷歌对许多外界研究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许多学者和机构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开合作，尤其是在版权、专利和言论自由等重要领域。此外，和许多公司一样，谷歌也有一些政策伙伴项目。不过，谷歌把这些项目都公开在了网站上。
米勒强调，谷歌支持学术研究基于公开和独立的原则。许多受谷歌赞助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会发表与谷歌意见相悖的论文，问责运动列出的论文里，也有不少严厉批评了谷歌在一些议题上的立场。米勒举出了其中三篇论文，它们就反垄断、网络中立和隐私问题反对谷歌的做法。
谷歌公共政策主任莱斯利·米勒（Leslie Miller）发布了一篇回应文章。
最后，米勒对问责运动本身的公开透明性进行了质疑：“讽刺的是，讨论公开和透明的问责运动，一直拒绝公开他们的赞助者。那些赞助者也不肯承认。众所周知，甲骨文公司（Oracle)是其中一个。甲骨文眼下就在运作一场精心策划的反谷歌游说活动。”
除了甲骨文公司之外，米勒还点名了AT&T、美国影业协会（MPAA)、FairSearch(微软参与的反谷歌消费者保护组织）等“老对手”。米勒称，这些组织都以自身或代理人的名义赞助了无数学术专著、论文、研讨会和报告，其中不少是直接针对谷歌的。
“我们以我们的项目和学术诚信为荣，问责运动和其赞助者们，显然并非如此”。米勒的回应文章以此结尾。
“问责运动”回应谷歌：谷歌与石油和烟草大亨为伍
当地时间7月12日，“问责运动”针对谷歌的回应文章进行了回应。问责运动称：“每次谷歌的不当行为被曝光时，它永远把责任推卸给别人。谷歌不应该逃避问题，而应正视他们利用学术进行政策营销，沦落到与石油和烟草大亨为伍的情况。”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不言而喻。在过去的18个月里，‘谷歌透明度调查’项目记录了超过425次有关谷歌游说的白宫会议，超过250次谷歌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聘用，和超过325份谷歌花了钱的政策利益相关论文。所有相关数据，连同4000多页谷歌和美国政府官员的往来电子邮件，都公布在网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