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报告：建议央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改由国务院牵头

针对金融监管改革，报告建议继续保持当前监管格局，但应进一步改进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一方面，从机构合并的角度看，无论是“大央行”方案还是“双峰监管”方案，现阶段都存在很大的行政操作难度；另一方面，我国当前金融业发展的复杂程度和潜在风险，可以通过提高金融监管的穿透力和加强监管协调来解决。目前实行的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是一种横向协同模式，报告建议把这种模式改为由国务院牵头的纵向协同模式，实现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提供三个方面的协同，注重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结合，并妥善处理好部门责任与协同效率的关系。

报告指出，近10年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比翻了一番，从2005年的4%迅速攀升至2015年的8.44%——该数值不仅高于巴西和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高于美国、英国等传统经济发达国家。值得警惕的是，2012年以来中国金融业的高增长是在制造业快速下滑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意味着金融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正在丧失，预示着风险爆发的可能性正在提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要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必须理清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的关系，探寻中国金融业高速增长背后的逻辑、潜在的风险以及化解之道。

2012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快速增长与工业占比下滑形成鲜明对比，可以用两个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增加值增速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三组数据来说明。（1）从增加值占比来看，2012—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稳步提高，依次为6.51%、6.92%、7.25%、8.44%和8.35%；同期工业增加值占比则快速下滑，分别为38.66%、37.35%、36.31%、34.5%和33.31%。（2）从增加值增速来看，2012—2016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7.9%、7.8%、7.3%、6.9%和6.7%，同期金融业增加值的增速为9.4%、10.6%、9.9%、16%和5.7%，而工业增加值的增速为8.1%、7.7%、7%、6%和6%。金融业增速全部高于工业增速，除2016年外均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速。（3）从各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2012—2016年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7.5%、8.9%、9.5%、16.4%和7.1%，而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显著下降，分别为40.59%、37.9%、35.3%、30.4%和30.7%。

报告认为，中国金融业的这一轮快速增长，是传统宏观调控手段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不匹配、金融创新快速推进与监管改革相对滞后的不协调、股票市场剧烈波动与房地产价格新一轮上涨相结合等诸多矛盾的集中体现。（1）从货币因素看，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货币政策过度侧重于经济增长目标使金融业高增长成为必然；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影子银行等机构的兴起对金融业高增长起到了助推作用。（2）从股市因素看，股市扩容与股价波动是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提高的重要原因。股票市场既为实体经济提供直接融资渠道，扩大居民的财富效应；也蕴含着剧烈波动风险以及对实体经济投资的“挤出”，其根源是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投资收益率的差异。（3）从房地产因素看，金融渠道特别银行贷款是房地产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金融业的高增长与房地产业有重要关联。如果房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进一步累积，信贷泡沫的膨胀与破灭在所难免，其对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的冲击同样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