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事中事后监管防范“一放就乱”

6月27日至29日，第十一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其间讨论的经济增长和科技工业等问题备受关注，同时也成为中国向外界展示开放的契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8日上午同工商、金融、智库、媒体界人士进行了对话交流，在回答代表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问题时，表示政府要砍掉自己既得的利益，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用更多的精力来进行事中事后监管。同时，欢迎外资参与到推进改革过程当中，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对外资的准入门槛，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降低准入门槛，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也是近年来中国市场化改革一直致力的方向。不过，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曲折反复，尤其是影响较大的金融领域。今年3月滴滴出行豪掷4.3亿元全资收购一九付，就反映了金融牌照收紧后新的“乱象”。

按理说，滴滴业务发展过程中需要支付牌照，大可向监管部门(央行)申请，对于企业确实有业务需求，又符合条件，监管层也理应发放相关牌照。但事实是，央行自2015年以来便暂停发放支付牌照，并将“严格支付机构市场准入”写入相关文件。的确，目前市面上的267张第三方支付牌照，只有少数规模较大者才有盈利空间，部分第三方支付公司甚至为了抢夺“流量”而打价格战，甚至为洗钱、网贷等借道，造成乱象。

市场准入更加严格甚至涉及证券、保险、信托、融资租赁整个金融领域，诸如基金销售牌照、小贷公司牌照都因监管收紧而价格不菲，金融行业之外亦有视频、直播、网约车、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牌照直接关系到监管的“松紧”，此前在金融行业市场化改革下，放开行业准入令各类金融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监管为整治乱象被迫收紧甚至叫停。

收紧或叫停，并不符合市场化改革大势，也令监管陷入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困境。此时，如何突破这种困境，对于金融市场化改革，乃至服务型政府构建，都显得尤为重要。

很明显，现代社会已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命令—控制型”的监管方式，来解决监管领域的所有问题。市场主体形态各异，不同违法行为的成因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决定了现代的市场监管应使用“组合拳”，需要综合运用事前监管工具和事中事后监管工具，来实现监管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