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好莱坞的犹太人如何用电影表达政治认同

编者按：

对战后一代而言，好莱坞的过往是面目模糊的。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将其战争宣传的工作外包给了好莱坞的导演们，他们的身影史无前例地出现在美国的几乎每个战场，并让美国公众形成了关于美国正在参与一场正义战争的集体意识。马克·哈里斯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五年的严谨研究，集结成了《五个人的战争——好莱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通过五位导演的参战和归来，及其在战区的生活和工作，对好莱坞在战争中的角色提供了一种启示性的理解。第一财经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五个人的战争：好莱坞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马克·哈里斯著，黎绮妮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

1938年春天，杰克·华纳(Jack Warner)为流亡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举办了一场行业晚宴。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曼由于其直言不讳地反对希特勒及其政策的言论被剥夺了德国公民身份，他是当时德国人在美国发出反纳粹声音的领军人物。他在好莱坞活动上的露面，即使不是军事援助上的呼唤，也至少是经济援助上的号召。这同时也是华纳和他哥哥哈利的政治表态，德奥合并的3周后，他们已经准备好让自己——以及更有意义的，让这家与兄弟艾伯特和山姆在1923年成立的公司——投身于对纳粹的反抗。晚宴的前一天，公司关闭了在奥地利的办公室。而早在4年前，它就已经停止了和德国方面的合作。

华纳兄弟公司是当时唯一采取该措施的电影公司，这一点表现出了这个行业里的人——几乎全是犹太人，他们管理着好莱坞最大的公司——的行事受到的极大约束。在共同创造的这个行业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开拓创新，但涉及政治问题时，他们则只能在深思熟虑后踌躇前行。虽然一些底线上的事毫无疑问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但他们也深知自己在美国文化中的脆弱地位;直面任何国家或国际问题很可能令他们的宗教信仰再次成为焦点，从而引发敌意甚至谴责。电影行业只有30年历史，大多数参与创立的人都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美国人，他们依然被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人——一般有着心照不宣的甚至有时是明显的反犹太主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绝口不提新闻和公众事项。这些大人物知道他们被看作暴发户和外来者，他们的忠诚摇摆在让他们致富的新土地和根之所在的旧家园之间。

正当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巩固权力的时候，电影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倾向于只在私人的、一对一的请求，或者在适当的理由下填写支票时表明他们的犹太人身份，而不是在演讲或者声明中，更加不会在他们负责的电影中。大多数时候，他们保持沉默。端庄得体的乡村俱乐部成员，米高梅的驯狮人路易斯·B.梅耶比华纳兄弟[真名：旺斯柯拉塞(Wonskolaser)]近期的举动更能代表来自波兰的犹太移民的常态。他们不将自己对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憎恨遮遮掩掩，并且越来越不惧于将其公开，同时他们利用自己的位置来影响其他人。华纳兄弟是热心的罗斯福拥护者(其他电影公司的大人物是热心商业、反工会的共和党拥护者)，哈利作为最年长并且基本是在公司拥有决定权的一员，近期敦促所有员工加入好莱坞保卫美国民主反纳粹联盟(Hollywood Anti-Nazi League for the Defense of American Democracy)这一电影业首家也是最强大的反希特勒集会和募捐机构。

华纳兄弟的对手在这个问题上如此胆怯，以至于他对反纳粹激进主义的支持本身已经足够成为头条。反纳粹联盟在当时尚未获得任何其他电影制片厂的撑腰，也没有得到约瑟夫·I.布林(Joseph I.Breen)的支持，他是《电影制片法典》的负责人，也是好莱坞道德规范方面最知名的天主教监管者之一。反纳粹联盟同时也被很多华盛顿政治家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其中包括马丁·戴斯(Martin Dies)，一个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他在1938年建立了后来成为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the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机构，意在调查好莱坞电影公司、协会和政治组织中的共产主义。华纳兄弟为曼设的宴席打破了传统，令人震惊的程度足以使业内杂志《综艺》(Variety)暗示(带有赞同的意味)他把自己置于一个新兴的“好莱坞反希特勒激进运动”的前线，而专栏作家沃尔特·温切尔(Walter Winchell)也将哈利誉为“带领其他主要公司停止(和纳粹)继续合作的这场抗争的领导人”。但这场“抗争”很快就停止了;哈利和杰克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期待他们的以身作则可以令对手开始感到来自大众的压力。

即使是在大多数制片厂依然保有对德国市场的强烈兴趣并且继续和希特勒及其代表进行生意来往的时候，关于如何对抗希特勒逐渐发展的权力的问题还是渐渐成为会议室和行政室的讨论话题中心，以及引起不安的原因。但在1938年，好莱坞所有主要制片公司——包括华纳兄弟——在这一点上都态度坚决：无论他们对纳粹有什么想法，都绝不允许他们，或者其他任何人，将对于德国正在发生的事的感受搬上银幕。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个隐喻的或者含沙射影的反法西斯主义或反专制理念可能会想方设法地埋伏在电影中，但那时绝对不会有人想到制片厂能够利用电影去左右公众对于希特勒的看法，而且不会被谴责是在为外国人——犹太人——的利益进行宣传。好莱坞创作阶层的大多数人——导演、作家、演员、独立制作人——的态度都越来越直率，无惧于在集会和援助机构上表达自己的政治认同，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声音停止于每天早上穿过那扇门报告工作的那一刻。制片公司并不是特别在乎他们的“天才”当中谁赞同或反对罗斯福，谁是共产主义者或者法西斯主义赞成者，谁是犹太人或者非犹太人，但这种宽容基于一个没有商量余地的前提：任何人的信念，无论是什么，绝不可以出现在屏幕之上。

《电影制片法典》严厉的监管，加上制片厂对于可能令观众觉得冒犯的畏惧，导致存在争议的材料都早在相机胶卷开始卷动之前就被系统地从剧本中剔除。这同时也意味着，即使是最被盛赞和最成功的电影导演，也只被视作明星雇员而非有权力去按照自己意愿塑造作品的艺术家。当一个电影拍摄者的作品能够有效地在观众之间激起共鸣，他会被回报以更高的预算，更优先的对制片厂签约明星的选择，以及更大的在老板想要拍成电影的资源中去挑选的权力，即使依然需要经过批准。当然限制还是有的，政治性的自我表达是其中一个;除非制片厂的负责人能够理直气壮地为电影每一帧每一句台词进行辩护，否则没有一部电影能够打着这家公司的旗号在美国电影院上映——当然最理想的是，首先没有任何一帧或者任何一句台词需要被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