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国际经验建立服务型政府

本届政府执政以来，一直致力于提高政府现代治理能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旨在建立服务型政府。

近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会议，明确今年各地区各部门要针对烦扰群众的证明和手续摸清情况有力作为，并提出四类“烦民”的证明和手续一律取消：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的一律取消，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

深化“放管服”改革，无论是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还是推进政府监管体制改革，完善监管体系，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建立服务型政府。五年过去，改革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建立服务型政府尚有不短的路要走。各级地方政府贯彻力度不够、懒政怠政，不少审批权限涉及相关利益等等，都是其中原因。举例而言，近些年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但因办理相关证件而需要多地、数次奔波的情况仍不鲜见。

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制度深化，管制型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束缚越来越明显，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未获充分实现。服务型政府作为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以服务社会、服务公众为基本职能的政府模型，可以说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标配。

中国历史虽源远流长，但对于建立服务型政府，并无多少经验可循。此时，已建成服务型政府的发达国家经验，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按国际惯例，近代以来政府职能转变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般指在传统工业社会环境下单向制定政策的政府角色，即管制型政府;第二阶段则是指在互联网兴起后，政府借助新技术手段，和国民加强互动形成的双向政策制定模式，类似于中国目前的模式;第三个阶段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加大信息公布，利用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等更便捷方式强化政府服务职能，进一步提升民众对政治的热衷度和参与感，实现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更多沟通与合作。当然，第二、三阶段之间有互相借鉴与迂回，并非纯粹递进关系。

以同属东方文明的韩国为例，政府每年公开的政务文件数量、文件信息公开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在民众提出要求前就主动公开;二是除安保和私生活等受法律保护的领域外，其余内容都以“原版”方式公开。政府和公共部门掌握的财政、环境、气象、教育、交通、安全等信息和数据，也将提供给个人或者企业用于商业目的。

在“以人为本”方面，韩国政府提供政务服务时，把民众个人信息整合成一个系统，根据生命的不同阶段量身定做引导服务。每个国民只需输入一次个人信息，系统就会根据咨询人年龄匹配出生、入学、兵役、退休、死亡等不同阶段的信息和所需服务。但在目前的中国，各地方政府间信息共享都不那么畅通，个人信息只能通过繁琐的证件、文件来证明，不仅加重了个人的不便，对社会效率也构成负面影响。

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则通过设立“电子公民中心”，所有能以电子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一揽子提供给民众;同时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过程划分为9个“驿站”，每个阶段个人都可以得到相应服务。

源于《孟子》的“取长补短”，一直为中国人所推崇。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民族复兴指日可待，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在这种背景下愈发迫切。虽然韩国、新加坡无论人口还是地域，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但仍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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