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红色间谍的德国建筑师鲍立克，究竟怎样影响了今天的上海
《大上海新都市建设计划鸟瞰图》
鲍立克肖像
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这个对如今的上海人来说全然陌生的名字，混杂了建筑师、规划师、大学教授、被纳粹追杀的左翼政党成员、犹太人保护者、疑似红色间谍……如此多重身份的神秘人物，在被历史尘封了近70年后，随着一本书的出版和一个展览的举行，重新站到我们眼前。
关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建筑，邬达克大概是如今提及频率最高的人。但就对于今天上海城市风貌潜在而真正深刻的影响而言，鲍立克的分量，显然是邬达克无法企及的。
“其实鲍立克对上海的影响比邬达克深远。遗憾的是，鲍立克留下的东西是无形的，所以他被遗忘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侯丽说。她历时5年、查阅鲍立克留下的3000多份档案，完成《鲍立克在上海——近代中国大都市的战后规划与重建》一书，这是国内首部研究鲍立克的著作。与此同时，一个名为“鲍立克与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展览也正在上海城市规划馆举行。
青年时代的鲍立克（左）。《鲍立克在上海：近代大都市战后规划与重建》，侯丽、王宜兵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46岁后回到东德的理查德·鲍立克声誉卓著，获得过民主德国防卫奖章、国家金质奖章等。但是，他一辈子最值得追索、最跌宕起伏，也让他最为难忘的岁月，却是在上海生活的16年。
1933年，30岁的鲍立克为躲避纳粹的追杀，逃亡到上海。那时恰逢国民政府“黄金十年”发展期，作为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吸引了全世界的冒险分子。鲍立克以室内设计师身份崭露头角，客户包括荣毅仁、孙科、姚锡舟、郭棣活等政商名流。
在上海，鲍立克有了第二次婚姻，妻子是犹太人。朋友圈关系错综复杂，关于他是“红色间谍”的猜测虽然没有定论，却也言之有据。他的好友之妻鲁特·维尔纳(即著名女间谍“索尼娅”)，便是传奇间谍佐尔格的部下。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帮助下，他参与了《中国之声》期刊创办;也与宋庆龄好友、德国人王安娜过从甚密，而她们都负有共产国际的秘密使命。
不过，鲍立克的公开身份一直是建筑师和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1946年，作为外籍专家，在《大上海都市计划》中担任重要工作，并赶在解放军进驻上海前后，基本完成了计划第三稿。这是中国大城市编制的第一部现代总体规划，高瞻远瞩地对上海城市规模、人口预测、浦东开发、港口国际地位等方面进行了预测，与此后的历史发展惊人吻合。但这个计划生不逢时，恰逢政权更替，没能得以执行。多年来，计划的原本一直寂静地躺在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档案室里，直到纸张泛黄，穿线脆断。
纳粹追杀令
“你来晚了。以前有位100多岁的老太太在楼里住了70多年，说不定认识你找的人。可惜今年2月份她去世了。”鲍立克留下的档案中，有一份租房合约。从1936年底开始，他租用“同孚大楼1号”从事室内设计，一直住到1949年才离开。几十年过去，大楼几易其主，记者向在物业公司工作了40多年的陈先生问起鲍立克时，他一脸茫然。
如今，南京西路上的同孚大楼被一分为二，801号是工商银行石门一路支行，803号是私人住宅楼。前门紧靠王家沙南京西路店，端午节将至，店外张贴起巨大醒目的粽子广告，让人极易忽略旁边的小门。后门状况更糟糕，楼梯口就是垃圾桶，恶臭阵阵，苍蝇乱飞，一楼住户始终防盗门紧闭。
“我只是在老爸日记里看到两次提过鲍立克。他走时我才9岁，也没有见过他。”旧上海最后一任代理市长赵祖康之子赵国通说。正是赵祖康，在国民政府上海工务局长任上，邀请鲍立克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两人合作了三年多。
74年前的夏天，鲍立克乘着“红色伯爵号”邮轮来到上海时，也和现在一般籍籍无名。他生于德绍附近的小镇罗斯劳，父亲是德国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老鲍立克。在皇家萨克森理工学院、柏林工大、包豪斯学校均接受过建筑教育，毕业后到包豪斯创办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的事务所工作。
受家庭影响，鲍立克也是左派。希特勒上台后，对局势不满的他参加了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采取“中间派马克思主义”路线，介于革命和改良之间，但在1933年被宣布为非法，纳粹党更是对鲍立克发出了明确的暗杀威胁。当父亲在一次暗杀行动中严重受伤后，鲍立克只得选择流亡。好友罗尔夫·汉堡嘉邀请他前往上海。在那里，汉堡嘉开办了一个室内设计事务所“The Modern Home”(时代公司)。
1935年，汉堡嘉夫妻离开上海后，时代公司被沙逊家族收购，更名为“Modern Home”，鲍立克成为公司主持建筑师，业务拓展到室内设计、高档家具定制等领域，鲍立克才华开始展现。如今外滩最著名建筑之一和平饭店室内设计，就是时代公司做的。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是公司行为，很难找出鲍立克的痕迹。“但餐厅和部分客房设计艺术装饰风格简洁优雅，还是可以看出某种鲍立克风格的延续。”侯丽说。
“我在罗先生、李先生那里听讲‘Modern Home’，比《大上海都市计划》要多得多，因为那十多年它在上海很有名，家具非常昂贵。”同济大学教授伍江回忆。他的老师、同济大学教授罗小未和李德华，都是鲍立克后来在圣约翰大学的学生。
伍江认为，上世纪30年代，鲍立克是唯一一个直接把最具现代性的包豪斯精神带到中国来的建筑师，“其实他也一直在找机会推行，认为人类在20世纪应该进入现代社会。只是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使得他无法真正弘扬包豪斯精神，即便在摩登城市上海，所以在上海的前十年，他只能开店、做装修、卖家具。”
疑似红色间谍
研究鲍立克的过程中，侯丽试图剥开他的多重身份，但囿于材料限制，加之鲍立克本人也没有留下回忆录，有些人生经历可能成为无解之谜。
邀请他来上海的好友汉堡嘉思想激进，公开身份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建筑师，参与过提篮桥监狱改建。汉堡嘉之妻鲁特·维尔纳更为传奇，她是德国共产党员，曾以“汉堡嘉夫人”之名出现在鲁迅日记中。作为佐尔格强大的共产国际间谍网的重要一员，他们夫妇的住所及“The Modern Home”的业务常常为佐尔格传递情报作掩护。
汉堡嘉夫妻走后，鲍立克继续和他们的朋友往来。同孚大楼公寓里，收藏着大量马克思主义读物，成为左派活动家们的图书馆。他热情而活跃，家中经常举行各种沙龙，共产党员、共产国际成员、德籍犹太难民中的左翼人士，甚至反共分子都在里面出入。史沫特莱和后来牺牲于大青山战役中的波兰抗日烈士汉斯·希伯，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鲍立克家中。
“我一直怀疑鲍立克是间谍，或者他至少是比较重要的外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健说。上世纪30年代时，上海的外侨里有很多是左翼人士，他们还在宋庆龄的指导下成立马列小组，“鲍立克虽然不是学习小组成员，但和这个学习小组关系非常密切”。
1938年，鲍立克护照到期后去德领馆更换护照时被拒绝了。他事后回忆，当时一共遭到八项指控，包括交了一位犹太女友西娅、事务所里有很多犹太人、介绍犹太难民工作、是个布尔什维克等，鲍立克辩解无效，沦为无国籍者。此后，他在上海的行动就几乎被限定在狭小的租界了。
1941年2月，在与滞留德国的妻子分离长达8年后，38岁的鲍立克决定离婚，另娶西娅为妻。西娅是和建筑师丈夫一起流亡到上海的，年纪比鲍立克大，与前夫有三个孩子，其中老大是共产党员。罗小未向侯丽回忆，她双腿修长，很有气质。
“此前他们俩其实并没有住在一起。”侯丽一直很好奇这段婚姻结合的原因，究竟是性格强势的鲍立克签证被拒后，以此向纳粹当局做公开回击，还是为了保护犹太人西娅?抑或就像同时期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写的一样，战争来了，城市沦陷了，两个原本不相干的人竟反而产生了感情?
超前的大上海规划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回租界，上海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市政府管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让城市千疮百孔，市长吴国桢力排众议，决定为上海制定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
1946年1月，在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教“都市计划”的鲍立克，应邀做了一场名为“大上海之改建”的公开演讲。演讲开头，他就谈到上海改造的非凡意义：“今日中国之任务，不仅为改建而已，必须造成一近代工业国，利用其庞大之资源及劳力，复利用一切科学技术，以改进群众之程度。”
接下来的发言中，鲍立克从人口规模、港口建设、城市干道等方面谈到他对未来上海发展的设想。“这次演讲为后来的大上海都市计划编制奠定了研究的基本方向和城市向大都市区域‘疏散’的基本原则。”侯丽说。
1946年3月，鲍立克被邀进入设计组，作为技术负责人参与制定《大上海都市计划》。计划的另一位亲历者、鲍立克的学生、后来的同济大学教授李德华回忆，参加编制的专家每天下班后赶到位于汉口路的工务局，讨论前一天的工作成果和进一步的编制工作，确定当天内容，晚餐后继续工作。然而这份“兼职”虽然收入非常微薄，效率却奇高，仅仅三个月，就完成了《大上海区域计划总图(草案)》及《上海市土地使用及干路系统计划总图初稿》。
“鲍立克在初稿方案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李德华评价，“很多理念和思想在最初的讨论中就已经形成，最为突出的是跨越各区的区域统筹理念。”当时，上海市域范围仅893平方公里。而初稿的计划范围涉及6500多平方公里，包括了江苏、浙江两省的部分区域，对比目前上海6340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积，其眼光的准确性和前瞻性让人惊叹。在人口预测上，编制初期提出1996年上海城市人口将达到 1500万，准确度同样惊人。
《大上海都市计划》中，各种超前的城市规划理念和技术构想也比比皆是：浦东开发和陆家嘴的商业区布局，市区工业的郊区迁徙，中心城区周边及新计划区间设绿化隔离带，区分对外高速公路和城市主次干道及支路，中心城区发展公共交通，等等。
“《大上海都市计划》的编制之初，就已经明确了都市计划的编制应着眼于未来城市的建设发展目标、方向和需求，至于实现规划的可能和条件并不作为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才能够在这么多的方面提出很多创想。”李德华解释。
政权更替之际
1948年，鲍立克开始感到一种焦躁和煎熬。他和西娅没有孩子，15年流亡生活过去，往昔身材高大、意气风发的翩翩青年，变成一位小腹微凸、前额开始脱发的中年人。
这时的纳粹虽然倒台，德国却被美苏两大战胜国分割，归国依然遥遥无期，父亲在信中也劝他不要轻易回去。在中国，国共内战急剧升级，上海供应被切断，有时物价一天就上涨30%。夏天的时候，圣约翰大学还给鲍立克发出一封催促邮件，叫他务必准时领取薪水，以防晚领一天，就会影响生计。
时局动荡之下，都市计划设计组人员也发生很大变动。邻居甘少明(Eric Cumine)去了香港，同孚大楼设计者陆谦受去了台湾。9月过后，持续了三年的都市计划会议纪要被终结。这时，留在租界的外国人越来越少，鲍立克的存在也显得尴尬起来。
“鲍立克也打算离开上海。他办好帮助过犹太人的‘义人’证明，买了辆新车还考了驾照，打算去美国时开。”侯丽说，圣约翰大学传统上跟美国南部关系比较密切，鲍立克准备去佛罗里达大学过渡一两年。但对方在做背景调查时，怀疑他是布尔什维克，最后拒绝了申请。从当时他与父亲以及格罗皮乌斯的通信看得出，此番挫折让他非常生气。
但他又带着德国人一贯的严谨和认真投入工作。“一是《大上海都市计划》没有编完，另外在编制中他很受重视，也很享受这种成就感。被迫留下来后，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后来，难民大规模涌往上海后，虽然他自己都不知该去哪里，但还在提议要建立专门的难民安置区域。”
王健感慨地说，他看过很多外侨资料，有些人把上海当成“冒险家的乐园”，有些人是真正热爱上海、把上海当成家乡的。“比如佐尔格在东京被捕后，遗言就是：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宁愿生活在上海。”
进入1949年后，国民党大势已去，《大上海都市计划》编制变得急迫而“危险”起来。先是有人提议停止计划编制，在赵祖康的紧急斡旋下得以保留。随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派来代表，要把计划《三稿》带到台湾去。经当时供职于工务局的程世抚等人秘密转移，专家们才继续设计图纸。
5月，上海解放，陈毅同意《大上海都市计划》继续编制。10天后的6月6日，也就是国民政府时代的“工程师节”，他们终于完成了三稿初期草案说明及总图。
根据赵祖康日记，鲍立克是在1949年10月1日这天离开中国的。那天下午6点，他参加了送别酒会。到场的还有罗小未。她告诉侯丽，去了才发现，自己是唯一的圣约翰大学学生。别的同学出于种种原因，都选择了回避。停留香港一段时间后，鲍立克和西娅飞往欧洲，终于踏上归国路程。
多年来在中国，因为没有国籍，大多数时候鲍立克只能在租界里过着点到点的生活。直到最后离开，他才得以有机会隔着玻璃，从飞机上鸟瞰这片辽阔的大地，想必当时的他一定感慨万分。他用相机拍了很多照片，有广东蛇口附近的大地、湖南长沙附近的水田……如果飞机经由西南地区，鲍立克可能还会看到赵祖康在“二战”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滇缅公路，它们在崇山峻岭间雄壮地蜿蜒。
鲍立克设计事务所和住处所在的同孚大楼，位于今南京 摄影/胡军
同孚大楼内部至今保存着鲍立克当年在此居住、工作时的样貌 摄影/胡军
战后岁月：荣光与遗忘
辗转回到柏林的鲍立克，受到民主德国的热烈欢迎。意外的是，不久他和西娅离婚，另娶了一位在中国出生的德国女性。
正是在上海的经历，让鲍立克成为柏林重建计划的规划委员会成员，并有机会目睹其规划付诸实践。鲍立克改造了斯大林大道C段，还参加了多项柏林重大设计项目。这些成绩，也让他成为东德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的权威，以及包豪斯学派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代表。
从前上海朋友圈中积累的隐秘人脉，也在继续发挥着作用。“二战”结束前，汉堡嘉被莫斯科指控为双面间谍。在古拉格劳改营监禁了9年多后，鲍立克把他营救回了东德。
至于那份战火连天中付出巨大心血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在他离开上海后就基本束之高阁了。“后来上海的发展与鲍立克最初的定位是不同的。他强调的是上海在国际上的作用。1950年代的上海，是作为社会主义的重工业基地而存在。所以当时城市建设方针是利用既有基础设施和住房为主，不进行新的建设。这也是《大上海都市计划》没有实现的重要原因。”侯丽说。
幸运的是，由于赵祖康等人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新政府从事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工作， 从1959年、1986年、2001年，乃至去年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中，依然能隐约看到鲍立克规划理念的影子。
他那部分选择留在中国内地，或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毅然回国的圣约翰大学学生，有一部分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被合并到同济大学建筑系，成为中国现代建筑与规划发展的重要力量。很多人后来也成为中国有名的建筑规划大师。
从1955年起，当鲍立克开始走上事业巅峰，完成气势恢宏的东德国家歌剧院改造、新城规划时，他曾经的同事和学生们，大把大把美好的时光，却在历次残酷政治运动中消耗，很多人还历尽劫难。第一届学生中的佼佼者李滢，回国后就为身世所累，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失踪者”。罗小未也因“洋门女将”、“外国间谍”等罪名，在“文革”时被批斗、隔离。
此后，又随着中苏冲突加剧，中国与东德关系也变得紧张，除了零星散见于学生们的回忆文章或访谈，鲍立克的名字逐渐在中国、在上海消失了。
鲍立克的孙女娜塔莎告诉侯丽，祖父晚年平静地生活在柏林自己设计的公寓里，将其取名“云上九号”。像当年住在同孚大楼一样，里面总是有艺术家、建筑师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进出出。娜塔莎回忆，那是一个“充满神秘、深藏着各种秘密”的地方。黑色的衣柜上有中国风格的手绘，书房里兰花常年盛开，很多书上有她不认识的中国字。每到秋天，祖父还给她做丝质的红色风筝，“在我最早的记忆里，这里是各种梦想和想象的发源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侯丽
专访
“如果没有鲍立克影响，上海可能就不是今天的面貌”
第一财经：你研究了鲍立克这么多年，可以谈谈他是什么样的人吗，或者说他的哪些地方最令你着迷?
侯丽：鲍立克是个极具个人魅力的人。他情商非常高，是个典型的西方绅士。从档案中我也能感受到他形象和文字的魅力(笑)。他的通信有时意气风发，有时尖酸刻薄，有时又很霸气，对时代的剖析也让人印象深刻。我请我的德国学生帮忙翻译信件和著作，他也会情不自禁额外发来读后感，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
对我来说，鲍立克最吸引人，我也最为敬佩他的是，可以横跨不同的设计尺度、空间、风格，乃至城市规划、国家发展，都有很强的把控能力。小到织物纹理、家具设计、室内空间设计，大到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工业化、城市化，而且他能在不同风格之间游刃有余地转换。比如回到东德后，走社会主义现实风格时加入现代主义元素，设计变得更加简约，体现个人的印迹。
他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不管任何环境，都不断努力，多少实现一点个人的目标。顺应时代，而且为时代做出贡献，是在艰难时局中，个人能做得最好的案例之一。
第一财经：在《大上海都市计划》中，他哪些地方让你印象深刻?
侯丽：他性格有激进的一面，包括对现代集中式港口、高架快速干道等设想，当时上海不是不可以那样做，而是要做就要倾尽全国之力。按照中国当时的国情肯定是超前了，但他不肯承认，是非常坚持的。如果1949年后他留在上海，相信是会适时改变自己策略的。但他不会忘记自己的目标，上海还是要做一个引领中国进步的枢纽。
读会议记录可以看得很清楚，1946年他和陆谦受是很主要的两个负责人。但计划越往后推进越难。都市计划的基础资料收集难度很高，统计学是一门非常现代的学科，当时中国各个部门没有反馈数据，也没有经费。但鲍立克始终很有激情，不管再困难都要往下走。这一点他和赵祖康是很合拍。像上海未来城市人口规模的预测，就没有历史数据，只能通过国际资料来倒推上海的情况。他特别善于使用手头的资源来发挥最大的作用。
第一财经：你觉得鲍立克真正了解中国吗?他的计划是否过于超前?
侯丽：他在上海生活了16年，不会说中文，基本都是在租界里过着点到点的生活，因为他无国籍身份，也没办法在租界之外有太多行动。“抗战”结束后他到过南京为孙科住宅进行室内设计，活动范围也有限。除了闸北难民棚户区，他唯一一次观察到中国社会生活现状，是1947年应邀去江苏徐州贾汪煤矿规划设计，当时贾汪煤矿已经是中国条件非常好的煤矿，但他看后非常震撼，给格罗皮乌斯的信件中说，矿区生活方式是“中世纪”。
中国还有更广阔的地方他没有机会看到。这也是他没有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到底有多落后，高估了中国要建设这么一个现代的上海所需要的资源、投入、能力的原因。他计划超前了至少50年。
第一财经：现在上海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找到鲍立克规划设计的痕迹?
侯丽：我1990年来上海读大学时，报到的上海火车站就和鲍立克有关。在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时还叫上海北站。他们讨论过是否要搬迁至远郊。鲍立克坚持保留，认为货运功能可以外移，但要保留客运功能，居民会更加方便。这和纽约中央车站，还有欧洲大部分城市火车站都在市中心是一样的。他还提出火车站出入口的南北贯通，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个构想才终于实现。
还有今天上海内环高架以及十字形的高架快速路，闵行卫星城、北新泾工业区、虹桥机场以及虹桥新城、吴淞港区，从选址到规划理念，都可以追溯到70年前。
另外，西郊宾馆4号楼原名姚家花园，鲍立克负责室内设计和家具制造。华山路上的郭棣活住宅，室内设计也是鲍立克一手打造的，现代主义之外，装饰风格也比较突出。
第一财经：再谈谈鲍立克回国后，他的规划理念对上海的后续影响?
侯丽：1953年，苏联规划专家穆欣来上海指导编制过一份规划。当时，苏联在斯大林主导下走的是古典主义、历史主义建筑风格，强调社会主义内容，表达民族形式，用宏伟的轴线、广场来体现时代的思想。
这时鲍立克虽然走了，但他的学生留下来，他们在他那里接受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发现穆欣的观点都是在欧洲已经被淘汰的。最后上海和北京不一样，穆欣的方案基本没有被采纳，还是沿用比较现代主义的原则来组织布局城市土地的使用，而不是用艺术的布局来组织城市土地的使用。比较上世纪50年代时的北京和上海，北京明显更加莫斯科化，这与《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存在，是有密切关系的。
如果按照穆欣当时的方案，上海就不是今天的面貌，可能和巴黎或者堪培拉更像，非常古典的城市。但上海从来不是一个单个的帝国城市，不适合莫斯科式的方法来规划。上海是现代的城市，从起源开始就和过去土壤截然不同。一方面，鲍立克把现代主义带入上海，另一方面，上海也有最适宜现代主义生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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