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似红色间谍的德国建筑师鲍立克，究竟怎样影响了今天的上海(3)

同孚大楼内部至今保存着鲍立克当年在此居住、工作时的样貌 摄影/胡军

战后岁月：荣光与遗忘

辗转回到柏林的鲍立克，受到民主德国的热烈欢迎。意外的是，不久他和西娅离婚，另娶了一位在中国出生的德国女性。

正是在上海的经历，让鲍立克成为柏林重建计划的规划委员会成员，并有机会目睹其规划付诸实践。鲍立克改造了斯大林大道C段，还参加了多项柏林重大设计项目。这些成绩，也让他成为东德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的权威，以及包豪斯学派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代表。

从前上海朋友圈中积累的隐秘人脉，也在继续发挥着作用。“二战”结束前，汉堡嘉被莫斯科指控为双面间谍。在古拉格劳改营监禁了9年多后，鲍立克把他营救回了东德。

至于那份战火连天中付出巨大心血的《大上海都市计划》，在他离开上海后就基本束之高阁了。“后来上海的发展与鲍立克最初的定位是不同的。他强调的是上海在国际上的作用。1950年代的上海，是作为社会主义的重工业基地而存在。所以当时城市建设方针是利用既有基础设施和住房为主，不进行新的建设。这也是《大上海都市计划》没有实现的重要原因。”侯丽说。

幸运的是，由于赵祖康等人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新政府从事城市规划和建设管理工作， 从1959年、1986年、2001年，乃至去年公布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中，依然能隐约看到鲍立克规划理念的影子。

他那部分选择留在中国内地，或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毅然回国的圣约翰大学学生，有一部分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被合并到同济大学建筑系，成为中国现代建筑与规划发展的重要力量。很多人后来也成为中国有名的建筑规划大师。

从1955年起，当鲍立克开始走上事业巅峰，完成气势恢宏的东德国家歌剧院改造、新城规划时，他曾经的同事和学生们，大把大把美好的时光，却在历次残酷政治运动中消耗，很多人还历尽劫难。第一届学生中的佼佼者李滢，回国后就为身世所累，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失踪者”。罗小未也因“洋门女将”、“外国间谍”等罪名，在“文革”时被批斗、隔离。

此后，又随着中苏冲突加剧，中国与东德关系也变得紧张，除了零星散见于学生们的回忆文章或访谈，鲍立克的名字逐渐在中国、在上海消失了。

鲍立克的孙女娜塔莎告诉侯丽，祖父晚年平静地生活在柏林自己设计的公寓里，将其取名“云上九号”。像当年住在同孚大楼一样，里面总是有艺术家、建筑师等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进出出。娜塔莎回忆，那是一个“充满神秘、深藏着各种秘密”的地方。黑色的衣柜上有中国风格的手绘，书房里兰花常年盛开，很多书上有她不认识的中国字。每到秋天，祖父还给她做丝质的红色风筝，“在我最早的记忆里，这里是各种梦想和想象的发源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侯丽

专访

“如果没有鲍立克影响，上海可能就不是今天的面貌”

第一财经：你研究了鲍立克这么多年，可以谈谈他是什么样的人吗，或者说他的哪些地方最令你着迷?

侯丽：鲍立克是个极具个人魅力的人。他情商非常高，是个典型的西方绅士。从档案中我也能感受到他形象和文字的魅力(笑)。他的通信有时意气风发，有时尖酸刻薄，有时又很霸气，对时代的剖析也让人印象深刻。我请我的德国学生帮忙翻译信件和著作，他也会情不自禁额外发来读后感，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

对我来说，鲍立克最吸引人，我也最为敬佩他的是，可以横跨不同的设计尺度、空间、风格，乃至城市规划、国家发展，都有很强的把控能力。小到织物纹理、家具设计、室内空间设计，大到国家、民族、意识形态、工业化、城市化，而且他能在不同风格之间游刃有余地转换。比如回到东德后，走社会主义现实风格时加入现代主义元素，设计变得更加简约，体现个人的印迹。

他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不管任何环境，都不断努力，多少实现一点个人的目标。顺应时代，而且为时代做出贡献，是在艰难时局中，个人能做得最好的案例之一。

第一财经：在《大上海都市计划》中，他哪些地方让你印象深刻?

侯丽：他性格有激进的一面，包括对现代集中式港口、高架快速干道等设想，当时上海不是不可以那样做，而是要做就要倾尽全国之力。按照中国当时的国情肯定是超前了，但他不肯承认，是非常坚持的。如果1949年后他留在上海，相信是会适时改变自己策略的。但他不会忘记自己的目标，上海还是要做一个引领中国进步的枢纽。

读会议记录可以看得很清楚，1946年他和陆谦受是很主要的两个负责人。但计划越往后推进越难。都市计划的基础资料收集难度很高，统计学是一门非常现代的学科，当时中国各个部门没有反馈数据，也没有经费。但鲍立克始终很有激情，不管再困难都要往下走。这一点他和赵祖康是很合拍。像上海未来城市人口规模的预测，就没有历史数据，只能通过国际资料来倒推上海的情况。他特别善于使用手头的资源来发挥最大的作用。

第一财经：你觉得鲍立克真正了解中国吗?他的计划是否过于超前?

侯丽：他在上海生活了16年，不会说中文，基本都是在租界里过着点到点的生活，因为他无国籍身份，也没办法在租界之外有太多行动。“抗战”结束后他到过南京为孙科住宅进行室内设计，活动范围也有限。除了闸北难民棚户区，他唯一一次观察到中国社会生活现状，是1947年应邀去江苏徐州贾汪煤矿规划设计，当时贾汪煤矿已经是中国条件非常好的煤矿，但他看后非常震撼，给格罗皮乌斯的信件中说，矿区生活方式是“中世纪”。

中国还有更广阔的地方他没有机会看到。这也是他没有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到底有多落后，高估了中国要建设这么一个现代的上海所需要的资源、投入、能力的原因。他计划超前了至少50年。

第一财经：现在上海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找到鲍立克规划设计的痕迹?

侯丽：我1990年来上海读大学时，报到的上海火车站就和鲍立克有关。在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时还叫上海北站。他们讨论过是否要搬迁至远郊。鲍立克坚持保留，认为货运功能可以外移，但要保留客运功能，居民会更加方便。这和纽约中央车站，还有欧洲大部分城市火车站都在市中心是一样的。他还提出火车站出入口的南北贯通，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个构想才终于实现。

还有今天上海内环高架以及十字形的高架快速路，闵行卫星城、北新泾工业区、虹桥机场以及虹桥新城、吴淞港区，从选址到规划理念，都可以追溯到70年前。

另外，西郊宾馆4号楼原名姚家花园，鲍立克负责室内设计和家具制造。华山路上的郭棣活住宅，室内设计也是鲍立克一手打造的，现代主义之外，装饰风格也比较突出。

第一财经：再谈谈鲍立克回国后，他的规划理念对上海的后续影响?

侯丽：1953年，苏联规划专家穆欣来上海指导编制过一份规划。当时，苏联在斯大林主导下走的是古典主义、历史主义建筑风格，强调社会主义内容，表达民族形式，用宏伟的轴线、广场来体现时代的思想。

这时鲍立克虽然走了，但他的学生留下来，他们在他那里接受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发现穆欣的观点都是在欧洲已经被淘汰的。最后上海和北京不一样，穆欣的方案基本没有被采纳，还是沿用比较现代主义的原则来组织布局城市土地的使用，而不是用艺术的布局来组织城市土地的使用。比较上世纪50年代时的北京和上海，北京明显更加莫斯科化，这与《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存在，是有密切关系的。

如果按照穆欣当时的方案，上海就不是今天的面貌，可能和巴黎或者堪培拉更像，非常古典的城市。但上海从来不是一个单个的帝国城市，不适合莫斯科式的方法来规划。上海是现代的城市，从起源开始就和过去土壤截然不同。一方面，鲍立克把现代主义带入上海，另一方面，上海也有最适宜现代主义生长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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