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监管收紧 为何受伤总是股市而非楼市？(4)

但问题在于中国经济“虚”的程度已经大得惊人，即金融的体量与实业相比过大，金融的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过高，超过英国、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这对于一个人均GDP只有八千多美元的新兴经济体而言，金融结构严重失调。

因此，要让中国的金融杠杆率和资产估值水平回归正常值，只能逐步且分阶段进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一个已经持续了20多年的股市泡沫（高市盈率），不能期望在短期内消退。目前，A股中超过1200家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在100倍以上，为何这些股票的市盈率能够长期维持高位呢？恐怕与并购重组的预期有关，这类似于一线城市学区房的估值模式，即“含权”，故如何抑制“壳资源”带来的泡沫，是否完全限制借壳，恐怕也需要三思而行。

同样，国内金融规模的大膨胀始于2009年，那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而出台规模空前的经济刺激政策，之后，每次为了经济稳增长而付出的代价都导致金融规模的超速扩张，如2012年开始银行理财产品规模爆发式增长，尽管传统信贷业务减弱，但表外融资业务飙升；2016年则是广义财政大扩张背景下银行总资产规模大幅增长。

2009年至今经历三次货币扩张周期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王仕进供图

好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把“稳中求进”作为治国理政的总原则，提倡经济不出现大幅回落和不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思维”。

因此，金融监管需要把握好度，如目前我国金融监管的模式主要是三会的“分业监管”，优点是各司其职、责任到位，但在目前金融趋向混业化的时代，更需要统一监管和协同监管，如银监会在对商业银行去杠杆的时候，需要与证监会协调政策的力度和出台时机，关注此举对资本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央行在让货币政策回归中性的时候，需要关注此举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如果急于求成，则可能导致因泡沫破灭而带来的金融危机。

从历史来看，每次货币膨胀之后都伴随着货币政策的收缩，如2011年开始清理地方融资平台，并不断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2013年清理非标业务，导致钱荒。

但是，过去每一轮监管收紧都会因力度过大、经济下行而戛然而止，其结果是货币体量越来越大，如今已经构成对经济的巨大威胁。今年，则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进行对银行进行MPA考核，一行三会齐行动。因此，这轮金融监管应该汲取过去屡犯的教训，意在长远，更需要张弛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