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亲历巴菲特年会——大国经济何时催生强大资本市场？(3)

走在促销大厅，我不由想起1997年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那是我第一次看关于巴菲特的书。巴菲特出生在1930年的大萧条时代，当时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从262美元跌至21美元，通用汽车股价从92美元跌至7美元，惨不忍睹。巴菲特的职业投资生涯始于20世纪60年代，此后50余年，伯克希尔的成长和美国大消费的爆发以及美国品牌的全球化紧密结合在一起。《华尔街日报》评论说，由于伯克希尔公司投资了如此之多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一直被视为美国经济的一个“代用品”(proxy)，据其发展，可观美国经济。

在2017年巴菲特写给股东的第52封信中，他把美国的经济体制(economic dynamism)视为过去52年间对伯克希尔的盈利能力一直相助的贵人。这种体制包括四大要素——人的发明创造、市场体系、潮水般涌入美国的既有才华能力又有雄心壮志的外国移民，以及法律制度——“就像一位交通警察一样高效能干地指挥着资本、智力、劳动的流动，让整个经济体系高效有序地运行，从而创造出整个美国经济的繁荣昌盛”。他再次说自己是最幸运的一代美国人。

巴菲特在信中说，建国初期的美国人，和更早之前辛辛苦苦干了一百年又一百年的祖先相比，既不是更聪明，也不是更勤劳，“但是这些喜欢冒险的先驱者精心设计打造出了一个释放人类潜力的体制，后来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正是依靠这样的体制和奇迹般的经济成就，那些持有股票的投资人也获得了令人震惊的投资回报。20世纪的100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66点上涨到11,497点，股价上涨的最大推动力是持续增长的股息。在21世纪，“创新、生产效率提高、企业家精神、资本非常充裕”，正在帮助美国企业创造新的价值增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近已经突破了21,000点。

从巴菲特想到中国资本市场，让人感慨万千。我们也是时代的幸运儿，中国在很多方面，比如制造业和互联网，用了不太长的时间都取得了世界性的成绩，中国经济的总量也距美国不远。但中国资本市场给投资者的回报，尤其是巴菲特强调的“持续增长的股息”的回报，实在乏善可陈。

去年巴菲特年会前几天，徐翔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犯罪被依法批准逮捕。今年呢，中国保险业的大亨新贵、资本市场的玩家，最近纷纷被查处，被禁入，甚至连交易所的管理者、监管机构的高层领导都问题频出，触目惊心。这样一个存在严重制度缺陷和文化缺陷的市场，怎么可能产生巴菲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