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中国如何守住金融安全底线？(2)

而国际清算银行BIS近年来也频频警示中国银行业风险，根据BIS在2015年9月首次提出的以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GDP缺口测量各国债务水平的指标来看，中国在两年前这一缺口指标便已经高达25%，超出2%~10%的正常范围，是全球最高水平。以史为鉴，BIS提出一旦一国缺口指标超过10%，随后三年，该国有2/3的概率发生“严重的银行业紧张情况”，并预测中国会在三年内发生银行业危机。

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也在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与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有过激烈的观点交锋，针对吴晓灵提到的中国债务率并不严重的观点，马丁•沃尔夫之言，危机爆发前决策层往往都认为没有问题，如英国银行在遭遇300年来最严重金融危机之前也称其资产负债表表现很好，但危机往往在忽视中爆发。而在近期专栏文章《中国如何摆脱债务陷阱?》提到，中国仍然需要依靠债务快速增长才能维持经济增速，而且摆脱这个陷阱的所有方法，看上去都很艰难。

中国如何守住金融安全底线?

既然金融风险近年来一直都存在，但为何中国并未出现教科书中的危机，是什么独特之处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3月20日发表的央行工作论文《中国稳健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与货币政策理论的国际前沿》对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经验进行了梳理，其中提到不少有益观点。在笔者看来，文中提到的诸多中国创新的货币政策实践操作，或许与中国并未出现预期中的金融危机联系紧密，具体包括：

一是中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与大多数国家单一通胀目标制或者就业与通胀双目标制不同，中国货币政策包含价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大体平衡、金融改革和开放、发展金融市场六大目标。而根据以往经验，中国货币政策目标在操作中的权重也会由于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金融危机之时，由于担忧经济增长与失业，中国央行便出手很快，但美联储并未对雷曼进行救助，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之后，后期救助成本显著增加，甚至量化宽松，零下限等金融创新纷纷而至且传染至其他国家，直至今日，全球经济也未恢复到危机之前，全球货币政策仍大多处于非常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