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大金刚”到“四小龙”，揭秘上海税源结构转变

近日，位于上海张江药谷的华领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下称“华领医药”）的“治疗2型糖尿病原创新药HMS5552”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批准，成为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试点品种。

这意味着，HMS5552向产业化迈出关键一步。接下来，华领医药将委托生产企业合全药业和上海迪赛诺开展HMS5552上市前生产的准备工作，并在完成临床三期的基础上，申请通过CFDA的新药审批。按计划，这款新药期望于2020年在中国首发上市。

“中国有1.2亿糖尿病患者，HMS5552进入销售峰值的话，我们预估能达到几十亿元人民币的年产值，甚至更高。”华领医药药物生产和监管副总裁李永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类似华领医药这类研发型生物技术公司，在上海并非独此一家，这些企业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进展，正在推动上海结构转型，进而实现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

3个新药1个来自张江

除了满足临床需求的临床价值以及未来可预期的商业价值，HMS5552还是一款同类第一、同类最佳的原创新药。

李永国告诉第一财经，创新药有几种类型，一是全球还没有针对同样靶点和机制的药物上市，那么这款药就是“同类第一(First-in-class)”；一是已经有针对同样靶点和机制的药品上市，但这款药的临床效果、安全性评价更好，也就是同类最佳(Best-in-class)；一是同类临床表现差不多(Me-too)。

要实现“同类第一”并不容易。2016年10月麦肯锡发布的《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报告称，中国2007~2015年近十年间首发上市的19个1.1类化药新药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已知药物靶点和作用机理上的改进，即渐进性创新；而美国在2012~2014年批准的66个新分子实体中，将近一半是基于新靶点或技术平台的突破性创新。

位于上海东南部的张江，类似华领医药这样的企业其实并不在少数。数据显示，目前张江药谷的在研药物品种超过300个，其中创新药物超过150个。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是，CFDA每批准3个一类新药，就有1个来自张江。连续几年，张江企业申报新药的成功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业界的一个共识是，一款新药要走完整个研发到上市的流程，需要423名研究员、6587次科学实验、700万小时工作时间、1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

从2011年华领医药创立，到HMS5552完成5个临床试验，再到目前进入上市许可注册开发阶段，2020年上市，对于一款新药的研发来说，是一个比较快的速度。之所以速度加快，是因为华领医药采用了VIC(风险投资+知识产权+研发外包)模式，自己掌握新药的知识产权，但将其他环节外包，从而使研发变得更为高效。

“我们一开始定位就是联合创新。”李永国说，“新药研发的产业链很长，需要一个生态体系。最近十几年，由于中国创新药的生态系统逐步完善，华领医药才能够有机会利用VIC模式做创新药。”

这个生态系统，在上海张江，构建的比较完善。

创新药涉及生物学研究、药理药效、安全性评价、临床等几大部分。“基本上不出大张江，在产业链上的事情都能够找到人做了。”李永国说。

从研发端来说，大公司的研发中心在上海比较集中，海归创办的研发企业也比较多，人才集中。比如，全球排名前十的制药公司，有八家已在此建立了研发中心。比如继巴塞尔、旧金山之后，罗氏把第三个全球战略中心放在了张江；诺华也继瑞士巴塞尔、美国麻省剑桥之后，在张江落成上海研发园区，成为其全球三大研发中心之一。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园区内从事生物医药研发35000多人，将近15000人是博士生以上的学历，人才高度集中。

HMS5552是华领医药从罗氏制药引进的化合物，之后和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明康德技术平台等多家合作，使得整个进程得以顺利推进。

2016年6月，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评审中心药品审评部等单位入驻张江药谷；同年12月，张江跨境科创监管服务中心启动，可以缩短生物医药材料通关时间，这些都给生物医药研发提供了多种便利。

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兰忠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张江药谷聚集了很多人才和新药研发机构，但创新药物从研发、临床、生产到销售，不是每个企业都能从头到尾“跑马拉松”。但是企业可以做最擅长的一块，并且做精、做深。这样既分工又合作，可以大大提升新药的研发效率。

通过集聚各种创新要素，营造创新环境，降低创新成本，王兰忠说，张江做到了创新成本最低，获批率最高。

而从生产端来说，华领医药又在2015年遇到了MAH制度的重大利好，可以将生产委托给第三方。

2015年之前，我国药品批准文号只颁发给具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生产企业。而MAH制度则允许研发企业将新药外包给专业的代工基地生产，不仅有利于新药快速进入市场，还解决了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如果没有这一试点，李永国说，华领医药在去年就需要投资上亿元，建好临床三期用药的生产工厂。对于企业来说，不仅是巨大的资金投入，还要承担更大的研发风险。

事实上，新药研发的失败率非常高，平均成功率在5%左右，即使在临床三期“折戟”的也非个案。因此，在MAH之前，很多新药研发者要么自己建药厂，要么把成果卖掉。

与其他试点省市相比，上海MAH试点重在国际一流生物创新药物的代工。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张江管理局还设立了风险保障资金，为注册在辖区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和受托生产企业提供风险救济保障。

新药研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尤其进入临床阶段后，资金投入更大。而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有大量的风险投资基金集聚于此，也利于企业更好利用社会资本，完成新药研发。华领医药已经融资1亿美元，用于创新药物的研发和临床试验。

不仅如此，上海也已经启动了相关调研，以推动自贸试验区内医疗器械注册申请人委托上海市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生产产品的业务开展。

作为上海工业六大重点行业之一，在一系列有利措施的推动下，2017年一季度生物医药行业收入增长34.4%。而在生产回升、价格上涨等因素作用下，今年1-2月，医药行业利润增长49.1%，实现恢复性增长。

2016年上海六个重点行业工业总产值及其增长速度

税源从“四大金刚”到“四小龙”

伴随着生物医药行业的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正在上海悄然推进。

“税源结构上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新旧动能转换在加快。”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阮青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第一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

这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上海税源中传统的“四大金刚”占比在下降，而服务业的“四小龙”税收占比在上升。

数据显示，过去上海税源的“四大金刚”(烟草、石化、钢铁、汽车)，2013年在上海税收收入中占比16.4%，2016年下降为13.5%。与此同时，上海服务业中有“四小龙”(租赁和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居民服务)发展起来了，“四小龙”占上海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13年的14.8%，提高到了去年的19.9%。

“四大金刚”下降3个百分点，“四小龙”上涨5个百分点，此消彼长，既实现了结构调整，也保证了上海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四大金刚”与“四小龙”的此消彼长，也与上海整体经济结构转变密不可分。

“ ‘十一五’规划之初，上海的服务业是一条‘短腿’，经过两个五年规划，‘短腿’的情况已经改善，现在上海已经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阮青说，上海目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70%，上海的城市核心功能金融、航运、贸易等也在进一步完善，130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也使得上海的总部能级不断提升。

伴随着服务业的发展，上海对重化工业、投资的依赖也在逐步下降。比如2010年钢铁石化行业占GDP比重为16.6%，现在已经下降到13.9%。

在长期的转型压力中，上海曾于2011年提出减少“四个依赖”，即减少对重化工业增长的依赖、减少对房地产业发展的依赖、减少对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减少对投资拉动的依赖。

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也在加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希望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上海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保持在25%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则增加到20%左右。

近日在“2017中国产业经济高端论坛——新旧动能转换”上，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杨建荣就表示，制造业升级是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核心驱动力。“要全面的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离开了实体经济是不行的。”

得益于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的推进，上海经济自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近10年时间，不仅实现了经济增速的稳定，也实现了质量效益好起来。

数据显示，上海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口径财政收入占到全国的1/10。上海的居民收入也保持了持续稳定的增长。2016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5万元，在全国31个省市中名列首位。

与此同时，阮青认为，上海也把未来的发展空间留出来了。

此前，上海提出“十三五”必须牢牢守住人口、土地、环境、城市安全“四条底线”。数据显示，上海认真执行国家严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总量的方针，人口调控政策效果明显，2016年略增4.4万人，进入了人口平稳阶段。

此外，通过“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上海大力推动低效建设用地减量化，每年实现减量7平方公里以上；通过重点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共拆除违法建筑2297万平方米，消除违法用地1.28万亩。上海还下决心淘汰了高污染、高能耗、高风险、低收益的落后产能，“十二五”以来累计完成产业结构调整项目5000项，节能减排和节地效果成效明显。

“上海创新和转型效应都在逐步显现，这些效应也会在未来上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继续发挥支撑作用。”阮青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