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学者的现象学羊头与生物学狗肉

《家与孝——从中西间视野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

刚拿到《家与孝》，还是充满期待的，回家马上放下手头在翻的几本书，一口气读完。不过这“一口气”，前面是因为期待，后面却是因为不停地骂娘，倒也骂得挺兴奋、挺让人欲罢不能的。对张祥龙谈儒家思想有所期待，是因为他早年的现象学者身份，也因为他那部成名作《海德格尔与天道》。简单来说，他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哲学造诣，国内学界是公认的，即便有一些质疑，比如陈嘉映的《读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就批评他大而化之地一味贬斥西方概念思维、高谈阔论混沌合一的“终极境界”和“终极方法”，但也承认他努力“找出西方思想能和中国思想相互引发的真正契机，使两者能‘发生实质性的接触’，而不是流于表皮的介绍和模仿”。然而从《家与孝》这本新作看，陈嘉映所提出的那些（在我看来很有针对性的）问题，张祥龙显然并不放在心上，很可能对他来说，那些批评恰恰是“境界”不够的表现。在号称对儒家的“家”、“孝”观念进行现象学式的分析和理解时，他后期那种自诩可以接通超凡“终极境界”的教主倾向变本加厉，以至就方法而言完全变成了挂现象学的羊头，卖生物学还原论的狗肉，还大言不惭这种对现象学的“适度自然化是合理的，或不可避免的”。从论证的技术层面上说，张祥龙对自相矛盾的毫无自知，就一个专业的哲学学者而言，近乎笑话。当然也有另一种——我相信是更大的——可能，就是他太急于（像教主们一样）将自己的理论确定为真理了，由此而一味“勇往直前”，时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仰察天道俯瞰众生，而全然意识不到自身内在的矛盾之处。这矛盾就在于，他为了终极地（而不是实用主义地）论证家庭与孝道比其他一切都更是人的类本质，是“人性”的必然要求和解救人类于一切困厄的必杀技，就把自己逼上了从远古人类起源以及人与动物之根本区别的角度，去模拟它们产生的可能情境，这华山一条路。可是连他自己在这么做的时候，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到这个词：可能。无论在生物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学领域，关于远古人类的进化、觉醒、组织、变迁，都只是一些假说，其中一些可能比另一些更有说服力，但依然是假说，也就是说：可能。哪怕你真的驳倒了摩尔根，并进一步驳倒了马克思，你也不能说眼下的那些（在张祥龙）看起来更有道理的家庭起源学说，即人类自始至终都有且必须有家庭，就是终极的科学真理。那么，从一种仅仅是可能的起源，你怎么能推出它今天可以作为一种必然的、完善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般的存在呢？反过来，如果家庭和孝道真是张祥龙宣称的万古不移之天道，你拉拉杂杂写出这么一本书，费劲地为它们找一个“可能”的起源，你不是有病么？不是自己抽自己嘴巴么？关于家和孝的起源，其实一些考古学者也有相关研究，但大多是出自对新石器时代各遗址文化的考察，也就是说，最早往前推至一万年前后。张祥龙的野心和魄力要比这大得多，他试图借助人类学和生物学，自人类从灵长动物分化出来的那个时刻起，便将家与孝确立为人之为人的根本，那也就意味着他不是上推一万年，而是上推数百万年。逻辑是这样的：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不是恩格斯所说的劳动工具的运用，而是直立行走。因为直立，所以女性的骨盆变得狭窄，人类婴儿因此相比动物都是早产儿，生出来时完全没有自理能力，需要母亲长时间的哺育，以及为了保证母亲的哺育，就要有固定的父亲通过打猎等来供养和保护，于是家庭就形成了，并注定是根本的、永恒的需要。我们姑且承认这种生物学还原论对家庭起源的解释有一定道理，可问题来了：它既然是所有人类都赖以自我保存、发展和进化的必需，为什么最终却变成张祥龙所说的，唯有“华夏民族及文化，因得此人道正脉而在世界诸古民族古文明中最能持久”？几百万年啊，只有咱中国人，中国人里的儒家人，做到了一脉单传，太伟大了，可究竟是什么，令到除此以外的所有其他人类，不管是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人，还是亚洲的印度人、阿拉伯人、草原游牧人，等等，不好好延续那一开始就拥有的好端端的“正脉”，而去自寻死路呢？并且自暴自弃走了死路竟也没死成，还回过头来把一条道到黑走正路的“华夏”差点给弄死呢？我翻遍全书想找个解释，但并没有。张祥龙显然无法仅仅以现象学的思路，来讲清楚他给予儒家及其家孝观念的至高地位，所以他只取了其中的“时间意识”来做幌子，底色里却是生物学决定论。但是引进生物学，就逾越了通过“还原”来给一切经验判断“加括号”，这一现象学的根本要求。为此，他不得不自欺欺人，辩解说“利用这种（认知科学的）提示不应被视为非现象学的举动”。而说什么“开创现象学的胡塞尔和揭示身体现象学的梅洛-庞蒂都实质性地汲取过心理学、神经病理性的东西”，就不仅仅是自欺欺人，而是有意混淆视听了。胡塞尔的确“汲取过心理学、神经病理性的东西”，但他真正创立现象学，恰恰是在达到彻底的反心理主义之后，在明确宣布必须“漠视在自然科学中和在尚未科学地组织的自然智慧和知识中所进行的思维工作，并且不能对它作丝毫运用”之后。后期胡塞尔固然引入了“生活世界”，但那只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视域，而不是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世界，更不是具体的生物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张祥龙对此肯定是心知肚明的，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又能继续拉着现象学的虎皮、利用现象学的某些观点，就干起了走私的勾当。此外，从起源的假说谈家庭的意义，很难避免功能主义，而这又经常会滑向生存至上，也就是后世腐儒之腐朽所在。正如尼采指出的，人并不只是生存导向的，更重要的是生命力，这生命力的涌现与实现，即他所说的强力意志。在张祥龙对家与孝之可能起源的最初猜想中，“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有了家才能更好地保障活着，而有了孝才能不仅活着而且（因为有子女养而）活得长。至于活着而且活得越来越长究竟是为什么，基本不需要另加思考，因为让人活下去的那些技术已经自我衍生出了一整套价值，而且还自封为最高价值。在借《哈利·波特》谈亲子关系与孝道的第八章中，张祥龙貌似引进了对“有意义的死亡”的思考，但这意义无非是“放弃一切有损于自然死亡和生存时间的东西”，“是睡眠、是吃饭，是尾声中我们这个生活世界中的亲子传递和家族传递”。“活着”的范围现在被适当拓宽了，从个体之活，过渡到了家族血脉之活。只要生生死死的最高意义是出自这种家族延续性的“传递”，“一切就都好了”。当然，某些时候，还是看得出张祥龙曾经是个训练有素的哲学学者，一些论题的提出本身是具有敏锐性的，就像当年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的时候，起码提的问题有意思。比如说，西方思想总体而言，是基于个体，以及个体通过契约形成的共同体，而缺乏作为中国思想有机构成成分的那个“自然中介”，即“家”。整本《家与孝》，写得最好的、还比较价值的，是第五章“想象力与历时记忆——内时间意识的分层”，那是张祥龙的老本行，从康德到胡塞尔、海德格尔关于先验想象力和内时间意识的思考传承，阐发人的记忆在构成人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时的根本作用。但是通常很快，他就会被自己对儒家的腐朽领会带沟里去，与提出问题的仿佛完全是两个人。即便在第五章中，他也在大讲一通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之后，开始引用图尔伍因等人的认知科学中对两种记忆，即历时记忆和语义记忆的区分，来论证“养儿方知父母恩”为什么是根本的“人类特点”。然而讽刺的是，上周我刚刚读完这本书，就看到一条新闻，说最新的认知科学研究成果，对这种区分提出了挑战。那么辛辛苦苦用哲学+科学的论证攒起来的这一整章，是不是要准备改写了？张祥龙大概会豪迈地说这些质疑都是低层次的，他早已勇敢地跳出了哲学学术的窠臼，而用更鲜活的“生活世界”的体悟来充实现象学寡淡的内省技术。但作为旁观者，我要说，往好了想，他是的确思维水准尤其是反思能力有限，对自相矛盾浑然不觉。往坏了想，他那用来充实现象学和儒学的生活体悟，无非是真理在握的教主的自以为是，而教主，或者更进一步，国师，一向正是与君主一道，像打理一个家一样管理一个国的。张祥龙最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的家国观无疑是打通了的。但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猛烈批判家庭和孝道的浪潮，他是刻骨痛恨的，在《家与孝》中，他专辟一章抨击《新青年》及其作者陈独秀、胡适、吴虞、傅斯年、鲁迅，最后咬牙切齿地咒骂他们“对中国家庭和人类家庭的糟蹋，正是对人性的糟蹋”。在张祥龙看来，家庭与孝道是真理、本性，“五四”的反帝反专制大概他还不敢公然说不对，但是你就在政治层面上反就好了，完全不应该再到社会层面上来反家庭。问题是，如果承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自下而上、由此及彼的“系统工程”，那么反过来，要反专制，怎么可能完全不涉及对传统家族观念的批判呢？对张祥龙来说，家与孝是人类本性、本质，所以不仅是万古不移的，而且是一点毛病没有的。整本《家与孝》，没有一句话对它们提出哪怕一点点疑问。这让我想起有一次听阮仪三先生讲话，谈中国民居建筑的空间构成，对于培养传统伦理美德的重要性。我是很佩服阮先生对古建筑的倾力保护的，但他毕竟不是思想家，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暴露出思维上的简单化。比如，如果传统美德是由这样的空间而大大加成的，那么恶德呢？父权至上、夫为妻纲以至事君如父等等，不也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培养、壮大的吗？只谈你所推崇的那些事物、观念的高大上，而对它们矮矬丑的面向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这种思维方式连基本的“健全”都谈不上，遑论“终极”。如果你要问张祥龙，既然家与孝在他看来那么完善、至高无上，为什么历史上最严格信奉家与孝之“正脉”的儒家化中国家庭，还会发生那么多悲剧、滋生那么多弊端？他肯定会轻描淡写地回你一句：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修身、齐家，如果完全按照儒家的理念和规范去做，就不会有问题了。好吧，听着就像气功大师、××教主对你说，你练不出腾云驾雾、金钟罩铁布衫、天眼通、长生不老，是因为你信得不够坚定、练得不够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