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设计留住正在凋敝的中国千年工匠精神

铁匠汪时龙最近的工作受到了闰六月影响。

在安徽南部的农村地区，人们根据传统习俗认为今年在农历上“多”出来的一个月，就应该为自己准备身后事。于是徽州地区的寿材事业迎来“大年”，宏村镇江村墩下的古黟锤炼铺也跟着忙活起来。这位靠打铁为生40余年的老师傅，接到附近寿材商的订单，对方一次性定制了十副棺材钉子。每副有24枚，其中4枚是约一拃长的大铁钉，顶部套着铁环，既有功能性又有装饰作用。

在我去采访的早上，汪时龙师傅刚刚生好炉子准备赶工。铁环是前两天用螺纹铁棍弯制好的，这天上午的主要工作就是把长钉的顶端烧热、弯曲，套上圆环之后再趁热砸实;然后把这40件再次烧热，逐个放进柏油桶，把铁环浸染成黑色。等完全冷却之后，表面那层油亮的黑色就不再黏手，美观且防锈。

铁匠汪时龙（左）靠打铁为生40余年

简单方便的方法，最大坏处就是会产生气味浓烈的烟雾。可在小小的铁匠铺里，汪师傅毫不在意。他最关心的是买家打来的催货电话，如果明天就来取货，那么今天就要加班加点了。一副棺材钉子零售价150元，通常自己来订货的人都会成对地买，而棺材商来订就可以给批发价，每副100元。

现在的棺材钉比起早年已经缩水了很多，这是汪师傅在年初跟26岁的陈英泽透露的。钉子越来越小，花费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传统工匠以这种方式在降低成本、维持与价格收入的平衡。“以前十个人做，现在一个人做，表面看起来好像市场需求还挺多。可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只好偷工减料，这是很可惜的。”年轻的设计师陈英泽在接受第一财经电话采访时说，“民间手工艺看似没有消亡，但其实是在慢慢退化。它们都变质了。”

2013年从南京艺术学院金属工艺专业毕业之后，陈英泽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他受黟县碧山工销社的邀请，两次造访汪时龙家，试图以现代设计的思路与传统工艺师傅接触，看能不能共同创造出新的东西。

第二次登门，他带去了七种形状器皿的图纸。汪师傅从20岁开始学习打铁，最擅长打制的大多都是刀斧类农具，对精巧器皿有些陌生。但是和年轻设计师拿起粉笔在铁砧上比画了几下，提出几个实际操作上的问题之后就弄明白基本构造，图纸上的八角形、长方形器皿很快就有了雏形。

把它们带回景德镇工作室，陈英泽根据传统“铁包银”的工艺，试着在黑铁上附以白银，有的是两种金属互为表里，有的还增加了零件，皮面做上自己设计的肌理纹饰。“手工制作的器物其实更有生命力。如果工艺完成度足够，有当代设计思维介入，就可以用老工艺做出新的想法。”他说。

汪时龙和陈英泽，体现了两代手艺人之间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装饰功能比较有限，而现代设计中的“好用”和“好看”同等重要。

其实对话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被评为“2014中国最美的书”之一的《黟县百工》，由出版人左靖带领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走访皖南黟县各个村落，采访记录了90项民间手工艺种类集结成册。“但记录不是为了封存”，而是为接下来的行动作铺垫。

今年，这些想法得以往前推进一步。展览“早春二月”由上海汉室设计管理机构、安徽大学农村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一批设计师与手作人受到邀请，重新造访那些民间匠人，着手实验思考要怎样激发日趋凋敝的手工艺产生新的活力。

“设计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和行为手段是否能连接起传统手工艺和乡村生活?以及能否因地制宜，帮助拓展产业模式，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这是策展人顾青从一开始就做出的思考，她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作为外部介入、不了解乡村生活的策展人也好，作为受邀的设计师、手作人群体也好，深入实地，消除隔膜，对话交流是一切合作的开端。”

自豪的匠人

《黟县百工》第309页，有汪时龙。“整个黟县只要问打杀猪刀的，肯定就是我了。甚至周围石台、青阳、休宁、歙县都会来找我。”64岁的铁匠一边敲打一边很骄傲地介绍自己，“前些年本地人有台湾亲戚来做客，带了黄金首饰，他们会托我打几把刀具作为特产来还礼。”

他的QQ名号“黄山一刃”，网络空间相册里展示了几十张专业产品图。自己练就几十年功夫打制的锄头、镰刀、切笋刀、桑剪、茶剪，被一一摆放在大红色布面背景上拍照。只要是在他家定制购买的刀具，如果出现刀口软掉(软口)、缺掉一块(崩口)或者两片铁中间夹着的钢刃分开(夹灰)之类的情况，无条件包换新。“没有把握的人不敢讲这个话。”他说。

说话间就有个客户找来，请他帮忙把刨土用的“挖头”前部打直一点。汪师傅从炉火中夹出烧热了的铁件，放在牛头状的铁砧上，左手扶好、右手抡锤，每一下的力度和角度都有些微调整，直到对方说可以，才把修改好的挖头放进冷水桶。他趁机向我介绍，这个步骤“淬火”是为了增进硬度，也是打铁的关键。

铁匠汪时龙的儿子、女儿都在铁匠叮叮当当的环境里长大，但都没有继承这门手艺

斧头的锻造方法是传统的，用碳素钢来封刃，将钢和铁高温加热之后再敲打、使之黏合在一起。新打的斧头一把要200元，普通刀具也要八九十元，尽管花费精力和工时、担保质量，但还是比工业流水线模具制造出来的产品贵了许多。即使是这样，“一般铁匠也没我这么高价格。”他说。

1974年，汪时龙去县城跟师傅学习打铁，每学到新的技术就回去在笔记本里记下来。不到三年他就学成回乡开炉。“开炉”意味着毕业，能够自己开店铺揽客，并且对售出产品负责。从那时起他也可以带徒弟，前前后后满师的有八个，最近一个带到2006年。可是现在很多都改行了。

过去徽州农村有个俗语：一结猪、二打铁、三接犁头、四捉鳖，用来表示这四种手艺职业工时短、赚钱快，是很好的行当。汪师傅的儿子、女儿虽然都在铁匠叮叮当当的环境里长大，但是都没有继承这门手艺。儿子学做厨师，现在承包了宏村镇镇政府食堂。也许在他们看来，父亲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打铁，如果夏天为了趁凉快干活还要起得更早，这样的生活有点太辛苦。

可是汪师傅却对这门手艺还是充满热情。他指给我看墙上挂着的仿古大门铁环，完全是自己设计、制造出来的图案;在手机上展示最得意的砍笋刀、厨房刀，刀背样式、刀柄装饰都获得邻里许多好评;还有被收录在《黟县百工》里的桑剪，比例是他调整过的，用起来尤为省力、桑枝切面干净。

“他那么自然的自豪感，其实就是匠人最好的状态。”陈英泽说，“想方设法与别人不一样，术业有专攻。所以这时候只是需要现代设计的引导，就可以为传统手艺注入新的血液。”

大独的匠人

对待日趋衰落的手工艺，民间匠人基本都有着相当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无比骄傲，一方面又非常失落。这一点尤其强烈地体现在篾匠姚家驹的妻子身上。

当我拜访他们在县城的家时，姚师傅被县文化局请去帮忙指导编扎麒麟吉祥物，十二点钟还没有回来。他的妻子先是领着我参观平台角落上晾挂的各种竹编器物，接着又特别拿来花样层叠繁复、造型简洁优美的有盖竹篮，以及复刻的一只传统造型“猫屋”(冬季放炭火盆给伏在上面的猫取暖用)，言谈之间很是自豪。

篾匠姚家驹家平台角落上晾挂的各种竹编器物

可是话题转到儿女、孙子辈时，她的态度立刻就变了。“他们小时候一点都不喜欢，从小看多了很烦。主要是他们一旦靠近他想看看怎么编，我这个老太婆就嚎，”她说，“儿子小时候从那边走，没注意地上的刀，脚后跟被划了那么长一道口子，吓死我了。女婿也想学，我不同意，这根本卖不出去、养不活人。”

于是儿子学做厨师，现在和儿媳一起开饭馆，女儿在纺织厂工作，都是稳妥的职业。

姚家驹是妈妈的养子，从小家境贫寒，1968年小学还没有毕业就进了生产队。因为年纪太小做不了农活，就跟师傅学篾匠手艺。当时人人做农活都需要竹编的农具，每个队都会有一两个专门的篾匠。后来农村分田到户，谁家需要竹筐、竹篓、簸箕就登门来找他定做。

在上世纪70、80年代，最简单的篮子每个卖几毛钱，一天能编四五个，要是出去做小工每天才拿1.5元。在家里坐着做竹编就能轻松超过帮人搬砖头挣的钱。现在，人们也不再用竹篮子去买菜，揣着塑料袋做什么都更方便。需求量最大的竹编是土箕，用来在田地里挑土、拔草、装石子，每天做三对、单价30元，总共拿到90元。可小工的工钱却已经涨到了100元，“早上去、晚上回，什么也不用带，月底就能给钱。”他说。

1983年，姚家驹收了个徒弟，三年后回家去学开拖拉机。开始投资大一些，但是几天就能学会开，帮人运货赚钱很厉害。“从80年代以后就没人学了，会做的也都不再做，工钱太少。”也难怪他的妻子反对子女学做竹编。

但是在近50年里，姚师傅一直都留着这手艺。平时做小工赚钱养活一家人，空余会去捡些被人扔掉的破旧老物件，回来细细研究编织技法。有人拿着坏了的筐子来找他修补，他想着从中偷师，也没好意思多收费。

2011年的时候，他自己琢磨着编了一些摇铃、手镯、戒指带去附近的秀里影视城贩卖。结果这些10元、20元的小玩意儿销量都还不错，甚至在今年年初让从广州前来的设计师易春友感到惊喜。他们现场看到之后发在社交网络，被朋友们抢订一空。“花费工时不多，售价也不高，手工艺人很容易获得反馈。我们希望可以做类似感觉的东西。”易春友对第一财经记者说。

用设计转化技艺

“早春二月”展览的参展设计师易春友、谭雪娇是“自然家”品牌的创始人。他们之前最成功的设计产品案例“瓷胎竹编”系列也与竹子相关，使用成都地区的传统手工艺技法，以现代设计稍加改变，再加上文案、图片以及合理推广。热门单品“竹节杯”单价300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售出三万多个。这对于手工艺设计产品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数字。

“我们希望做落地的东西，要对匠人也有帮助。过去十年来接触过全国各地的工匠，会遇到什么问题都能够有所判断。姚师傅比较特殊，他属于那种‘大独的匠人’，没有生活在产业区、少有同行交流，因此会有点闭塞。”他说。

除了沟通阻碍之外，如果只有一两个匠人，在产品的前期投入进去、需求量增加时，产能无法随之提升，那么整个系统还是无法继续。

以瓷胎竹编为例，开始有当地18个女工在做，但因为制作过程太耗时还是人手不够。以前很多也会这门手艺的人都离开村子去县城打工，做餐厅服务员、清洁工月薪在1800元左右，逐渐把她们都找回去之后，在家里工作、定期有专人负责去收，收入大概能提升到三四千元。现在已经聚集了60人。“手工产品的特性是这样，重复批量反而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快。”易春友说。

黟县竹编手艺的现状并不乐观，但易春友看中了皖南山区丰富的竹子资源，以及足够精细的编织图案传统。“竹编可能是国内最普遍的手工艺，各地样式也不同，广东的就没有徽州这么精细。有些属于农用比较粗糙，比如箩筐、簸箕;有些工艺用则具备观赏性，比如竹篮。徽州从唐宋就开始有这门手工艺了，我看到很多老的篮子会感到当时工匠的精神是饱满的。”他说。

黟县竹编手艺前景并不乐观，设计师易春友选择与篾匠姚家驹合作

黟县竹编手艺从唐宋就开始兴起

易春友看中皖南山区丰富的竹子资源，以及足够精细的编织图案传统

年初与姚师傅合作，请他根据要求的样式编打出几样东西，棋盘面、杯套、瓶套、吊灯灯罩、台灯灯罩。设计师把它们放在小时候人们下象棋的场景里，两人对坐、一盏灯、两个水杯，感觉清凉而舒适。棋盘桌面是手工竹编的，里面象棋的纵横线呈紫黑色，这是本地特产的紫竹。“仔细观察黑色里面有斑点、肌理和竹节。”他说。

这些编织不需要太复杂的技术，相对于姚师傅琢磨复刻出来的四五层图案而言是小菜一碟。但也正是设计师刻意进行取舍的方向。“没有普及性，对整个产业就没有太大帮助。如果一件东西一年只能卖几件，那工匠的生活困难，我们这个产品的团队也很困难。”他说，“我们的思维是，怎样抽取传统的东西，用简化的语言方式让更多人接受。”

类似姚家驹自己创意编的戒指、手镯，易春友想到用编织方法去做生活里常见的那种简易纸杯杯托。首先很实用，可以放玻璃杯或者一次性纸杯，好拿、隔热，其次具有工艺美感，在家或者办公室使用都有趣。“我在碧山这边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后续还会跟师傅继续开发新的产品。定好制作工艺的标准，还要再找其他师傅加入。”他说。

“百工”从调研记录，到与设计师实际接触做出实验品、成熟产品，再到推广、找销路，传统工艺如何借现代设计而复兴，是个漫长的过程。

设计师把棋盘面、杯套、瓶套放在下象棋的场景里，两人对坐、一盏灯、两个水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