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支付宝反思三个月,决定放弃社交回归金融与商业)
微信支付的压力让支付宝已没什么犯错误的余地
漩涡后的支付宝,集体反思了产品、管理机制和价值观,并确立了放弃社交、回归金融与商业的新方向
“高管们需要一个时间安安静静地把心定下来,忘记竞争、忘记‘高频’这些东西,回归基本点。”支付宝创始团队成员、支付宝班委副班长倪行军对《财经》记者说。
支付宝是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互联网支付与理财业务。支付宝隶属于蚂蚁金服集团,占后者整体估值的67%。蚂蚁金服于2016年完成了45亿美元的B轮融资,估值达600亿美元,目前是中国估值最高的未上市公司。
2016年是支付宝受到猛烈冲击的一年。据Analysys易观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份额中,支付宝占68.4%居龙头地位,第二名微信支付只有20.6%。但在2016年Q2,支付宝的市场份额下滑至55.4%,第二名微信支付增长至32.1%。另据中金公司基于支付清算协会数据测算,在移动端,支付宝2014年-2016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18.6%,而微信支付增速高达326.9%。市场上也逐渐产生未来支付宝、微信支付鹿死谁手的争论。
微信支付的赶超,主要通过红包大战与线下扫码来实现,而这些的基石是微信强大的社交与关系链优势。支付宝曾试图通过增强社交属性扳回一局,但随着“圈子”事件的发生,蚂蚁金服董事长彭蕾发布内部信反思并道歉。未来,支付宝将趋于谨慎。
除了“圈子”事件外,支付宝还经历了“敬业福”事件、熟人修改密码问题等。“2016年是支付宝波折的本命年”成了支付宝内部开玩笑的常用语。
危机在2016年的集中爆发体现了支付宝的焦虑,也体现了其快速发展过程中管理机制、价值观等方面出现的一些漏洞。这样的背景之下,支付宝“班委”成立。
2016年12月,蚂蚁金服调整组织架构,“班委制”确立。CEO井贤栋担任班长,曾松柏与倪行军任副班长,班委成员还包括邹亮、袁雷鸣、陶莹等。虽然蚂蚁金服高管强调,这一调整是由公司发展阶段决定的,但依然被外界认为是针对近期负面事件的反思。
2017年春节假期过后,蚂蚁金服召开了集团层面的战略会,召集了全球所有业务线负责人,以及核心管理层。“以前,这种会议大家都在讨论具体业务怎么开展,但这次我们花了整整一天时间讨论那些‘最基本’的问题:用户是谁、要解决什么需求。”倪行军说。
“我感觉特别好,这次会议找回了当初公司只有几百人时的感觉。”一位与会高管说。
支付宝“班委”重新确立了支付宝的价值观,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支付宝的决策流程,它诞生于焦虑与管理层渴望改变的迫切中,但正如天猫的“班委”一样,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品,它的下一步,有可能是整个支付宝甚至蚂蚁金服的组织架构变革。
班委制
支付宝班委制自2016年12月正式成立以来,已经施行三个多月。
班委制不是支付宝首创,天猫在2015年12月也曾推行过班委制。一位蚂蚁金服的人士表示,对于蚂蚁来说,不仅公司体量大,而且对金融领域涉及很深,全凭一个业务线负责人来作决策,这个人的知识面和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支付宝希望用集体决策的方式,发挥每个人不一样的出身背景、专业背景、做事风格和思维方式,形成互相补位,让最终的决策考虑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