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硅谷之争：马化腾为深圳站台 雷军“骑墙”(2)

杭州：玩转互联网模式

杭州是一座在互联网应用层不输给京沪两地的城市，市民对移动互联网的接受度给创新应用提供了土壤，打车、线下扫码，红包、网购等数据基本能排在全国前三名，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一线城市。“不带钱包出门”等新消费理念也最先从杭州兴起。G20、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重要会议落地浙江省，自上而下。

与活跃的应用层相比，杭州在开发层面则略显不足。人才的集聚效应对互联网创业而言是排在首要位置的因素，硅谷过去的科技繁荣部分得益于近在咫尺的斯坦福大学，以及围绕大学形成的创业氛围。在这方面，杭州的人才禀赋明显弱于理工科高校云集的北京。

但这两年，受薪酬水平、发展前景、甚至空气质量等因素驱动，根植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网易等巨头对国内一线城市以及海外人才的吸附力迅速增强。蚂蚁金服、阿里云等陆续有此前在美国科技大企业任职的高管“回流”。阿里云总裁胡晓明此前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曾自豪地说，未来全球云计算领域将是杭州与西雅图之争。

杭州这种对人才的聚集效应更多体现在大公司和成熟企业身上，而非主要作用在创业圈与初创企业中。但大公司离职员工填补了该领域的人力不足。像阿里巴巴围绕离职创业员工已经形成了一个“前橙会”文化，每年都会在西溪园区等地举行“校友会”。这些离职员工很多在北京、杭州等地创业，创办了像蘑菇街、滴滴打车、丁香园、铜板街、同程旅游、易到用车、唱吧、珍爱网等互联网企业。马云对此称，希望未来中国的500强中，有200强的CEO来自阿里系。

但这个过程也体现出“硬币两面”效应。在BAT中，阿里整体上更偏运营层面，而非单纯的技术层面优势。因此这些离职创业者选择的大多是本地生活、O2O等服务领域，即运用互联网重新调配线下资源，提升利用率。这也是目前杭州互联网文化中最浓墨重笔的部分，与北京相比，杭州在纯技术创新上的戏份要少一些。

事实上，这也是国内整个互联网与硅谷在结构上的一个差异。亚马逊对标天猫、京东，AWS对标阿里云，Facebook和Twitter对标微信、微博，谷歌对标百度，Uber对标滴滴等，但在与C端消费者距离较远的领域，比如太空公司SpaceX和蓝色起源这种在技术上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领域，在国内很难找到对标物。这表现在结构上就是中国互联网更重模式而非技术创新。

此外，创新层面的内生机制与土壤也是杭州乃至全国一线城市需要补齐的短板。“我们过去也走过弯路，搞一个研发中心，就让他们干创新，发现其实干的都是重复性的产品工作，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创新。”在去年乌镇大会上回答记者关于创新的提问时，马化腾在现场说，创新不是先要划一片地，盖几个所谓的创新创业园区，专门安排一个团队并设定绩效考核去搞创新;而是要在快速服务用户的过程中去改进产品与服务。当时坐在他身边的网易董事局主席丁磊点头表示认同。

北京：以技术为驱动

相较于深圳和杭州，商业模式创新的创业公司似乎更容易出现在北京，从三年前的上门服务到如今的共享经济，北京成了新兴商业模式的试验场，当地的消费者也非常容易接受这些新的消费理念。

北京的创业创新近年来也正在向以技术为驱动的方向发展。公开资料显示，2016年新晋中关村独角兽企业的有32家，这些独角兽主要分布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网络安全等领域。和往年相比，技术驱动特征越来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