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界代表委员呼吁《药师法》加快立法进程

目前，不合理用药已经成为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全球的病人有三分之一是死于不合理用药，而不是疾病本身。能够对安全用药起到关键作用的中国药师们，期待一部《药师法》。

“现在我国大概有80多万药师，他们的作用非常大。稳定药师队伍，保障百姓的用药安全刻不容缓，因此建议加快制定并颁布《药师法》，制定统一的药师制度和准入表现，明确药师的法律地位和责权利，维护用药安全。”全国政协委员、辉瑞制药冯丹龙在3月4日由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等中国医药行业25家协（学）会举办的“2017第九届‘声音·责任’医药界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会”上表示。

药师是医疗卫生体系的保护和促进人民健康最重要力量之一，是医保控费、合理用药、用药安全追溯机制的守门人。80万药师作用巨大，是医院用药的把关者；是医师处方、用药医嘱的审核者；处方点评的实施者；是医院药事管理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执行者和监管者；是用药信息的收集和反馈者；是药品不良反应的监测和报告者；是患者安全、有效、经济用药的指导者；是药品质量的保障者；临床药师是医师临床药物治疗的合作者、临床用药直接参加者。因此，药师是构建医患和谐关系和保障民众生命安全不可替代的力量。

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40余万医疗机构的药师和41.35万执业药师，处于执业无法可依的尴尬地位。医疗团队中，医生的职业行为有《执业医师法》规范；护士的职业行为有《护士条例》规范，而《药师法》却长期难产。同时，相关法律法规也未就不同药师队伍在管理主体、资格准入、职责权限、人员配备、继续教育给予明确统一的规定，导致我国药师管理法制形成“上位法模糊、下位法冲突”的局面，药师难以发挥作用。

“我今年的提案就是要重视和加快药师法的立法进程，大家知道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十三号文指出积极发挥药师作用，落实药师权利和责任，充分发挥药师的作用。”冯丹龙表示。

在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对医师的准入出台了相关制度，英国（1815年）、美国（1869年）、日本（1898年）等相继出台了《药房法》或《药剂师法》，明确了只有取得国家资格并注册的药师才能在相关岗位上执业。

目前，国内执业药师资格认定的范围过小，由此导致了执业药师资源利用率低。同时执业药师需求还存在巨大的缺口，这使最后的配药、治疗跟踪处置等环节的工作无法落实，影响用药安全。

而这份尴尬还来自医改中并没有出现“药事服务费”。2015年以来，我国公立医院已陆续取消药品加成，但并未出台药事服务收费的相关政策，各地陆续发布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相关文件中，也未能体现药师为患者实施药学服务的技术价值。而我国社会药店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依靠药品销售数量的商业模式，药师的技术服务价值没有体现（国外的医疗机构和社会药店药师均收取药事服务费）。合适的价值回报是规范药师执业行为的重要保证。

事实上，在现代医疗体系中，成为一名药师需要接受的教育和培训漫长而艰苦，一名合格的药师对医疗团队伙伴和患者的帮助必要而显著。在欧美发达国家进行的民意测验中，药师长期位居最值得信赖的职业排名前列。在我国，因长期没有《药师法》，造成我国药师队伍良莠不齐，人才缺乏，药师职业地位不高，保障合理用药的作用不能切实发挥。

同时，互联网时代人民健康不但受到假药劣药的强力侵蚀，我国又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正在迎来全面二孩的国策之下的婴儿潮，老人和儿童等弱势人群更容易受到不合理用药伤害。由于药师人力资源不足、能力欠缺，用药服务和管理不能到位，患者用药教育严重不足，致使药品治疗效果欠佳以及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率高，造成了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