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不是美国政治风险上升的始作俑者(2)

另一方面，上述推论没有完全排除特朗普当选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风险上升，两者逻辑上没有任何矛盾。

事实上，特朗普可能不是美国政治风险上升的始作俑者这个结论，并非那么出人意料，早有不少有迹可循的零星证据。

据《纽约时报》报道，早在2011年8月，在美联储每年召开的JacksonHole全球央行年会上，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就公开指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通过有效民主协商进行有效经济决策的机制本身，已经产生实质性的破裂，这将影响到美国金融市场甚至整个美国经济。大约同一时间，标普评级公司也引用这种美国政治风险上升的表现，首次把美国国家主权评级进行了下调。

当然，另一方面，尽管许多人当时也观察到了发生的事件，但并不因此认为美国政治风险已经显著上升。比如，保险行业最权威的评级公司AMBest在2016年8月给美国的政治风险评级还是“非常低”，还低于相应的美国经济风险(评级为“低”)，其主要依据是美国有稳定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那么，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美国制度现在产生了政治风险的上升呢?显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值得未来进行深入的研究。依笔者浅见，尽管大量经济金融研究者和大多数人都意识到国家层面上制度的重要性，但很少人注意到即便一个良好制度的实际有效性本身，也可能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它受道德水准和社会规范等其他重要因素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可以算作非正式的制度性因素。事实上，国际法律学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在哈佛法律评论上撰文提出，法律制度本身也有交易成本，法律制度的有效性或者对合法权利的保护程度，取决于其交易成本的高低。

2007年一篇法与经济学的文章(可能是首次)提出，即便法律规定是合理的，法律制度也有可能不能有效运作，如果没有被民众内化，交易成本太高。中国的古话“法不责众”其实也是讲同样的道理。因为这种内化必须有道德和社会规范的支持，因此，道德和社会规范是非正式制度因素，构成了法律制度的交易成本。显而易见，良好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如互惠和信誉，就能够降低制度的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根据目前为止可获得的有限的证据，美国政治风险的上升可能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就已存在，有着美国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更深层原因。如果这个观点成立，上升了的美国政治风险就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不会随未来美国总统的更替迅速消失。

[作者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丹佛校区)终身教授、金融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