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CDR出台前，美国存托凭证（ADR）在中国独角兽企业的新股发行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自2014年9月以来，中国科技IPO筹资额估计为430亿美元，其中74%的资金（320亿美元）是通过ADRs筹集的。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通过ADRs对美国IPO的偏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获得了大量全球机构投资者，接受可变利益实体（VIE）结构，并为技术同行建立了估值基准。此外，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看，ADR赋予了许多好处。这些包括熟悉的监管和法律框架，严格的披露标准，以及更大的税务处理的确定性。此外，ADR使投资者参与度较强，进一步提高了ADR流动性。

德银提出，在美国已上市的中国科技企业也有逐步转变的可能。随着监管和技术框架的形成，一些最著名的美国上市的“红筹股”已经宣布了在不久的将来发行CDR的计划。德银认为，鉴于其显著规模和全球概况，这些“红筹股”企业可能继续保持其美股身份，从而保持进入全球投资者基础，另外一方面谋求用CDR的方式在A股上市。另外，德银强调，除了大的独角兽外，对于较小的科技企业来说，ADR仍是最主要的上市办法。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