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新时代 医改重在供给侧(8)

(三)体制性改革政策供给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缺乏对整个医改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前，对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供给不足、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城市医院过大过强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过小过弱、对30多年来形成的医疗卫生利益格局的触动和改革明显不够，甚至对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没有从根本上去触动，“三医”联而不动、动而不联、甚至互相掣肘等矛盾和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二是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战略性的改革政策。改革者缺乏对医改整体工作的系统思考、整体思考、哲学思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较多，大多改革只是停留在“术”的层面，而忽视了医改方向性、整体性、全局性等“道”的层面上的问题。比如，如何确保“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等方向性、根本性的方针落到实处？过去落实的怎么样？现在应该如何落实、匡正得失？又有哪些确保这些大政方针落到实处的硬措施？再如，改革之初，“医改”变成了单纯的“改医”，某些部门、系统不仅不支持改革，甚至还站在部门利益角度不断地“使绊”。有的只是单纯地改革医疗卫生系统的某一个环节，比如一说群众为看病整个晚上排队挂号，就单纯地改革“挂号”，其闻过则改的态度固然可嘉，而对系统结构上的改革却认识不够、重视不够，忽视了医疗行业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大小关系、上下关系、本末关系等内部逻辑关系。

三是缺乏科学考评和刚性“追责”机制。对基层执行国家医改政策情况进行考评，其真正目的就是看制定的政策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把问题搞清楚，再有针对性进行调整完善。但是，大多数的考评形式上的东西较多，较真的东西较少，执行不力的不问责，干出成绩的没好处，真正坚持改革、干得好的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甚至还被孤立，直接造成了改得好的不香、改得差的不臭、不改的也没人“问责”、或只“问责”而不“追责”，极大地打击了基层改革的积极性。可以说，没有强有力的问责追责机制和奖励机制，再好的改革政策都形同虚设。

(四)公共卫生服务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建国初的30年，从供给侧改革出发，全面贯彻“预防为主”方针，突出人民健康这个中心，靠着“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爱国卫生运动”和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保健网等，消灭了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多种传染病、地方病等，用较少的医药费用较好地解决基层群众缺医少药问题，取得了良好的健康绩效。但是，最近30多年，从需求侧出发，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忽视了健康教育、疾病预防、妇幼保健、慢性病管理、精神卫生等公共卫生工作，基层公共卫生整体功能弱化，卫生资源、管理机制等与其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行之有效的“爱国卫生运动”被弱化，土壤、空气、饮用水、食物等被严重污染，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严重，改水改厕工作滞后，环境卫生脏乱差，一些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等又有所抬头，致使疾病越治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