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药片”追踪病患用药状况：健康优先于隐私？(2)

　　“数字药片”的另一面

当全世界都在为新科技欢呼时，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Ameet Sarpatwari表示，尽管“数字药片”未来很可能在提升公众健康水平上发挥重要作用，但使用不当，极有可能加剧医患间的信任危机。

英国保护隐私团体“老大哥监察”也对这种数字药片表示担忧：这种技术对健康有益，但不能以牺牲病人隐私为代价。

同样从病患心理及道德层面，很多病人及专业医生也提出了质疑，该技术对于病人来说不仅隐私全无，甚至有时刻“被监控”的感觉，在就医阶段会形成一定的压力。

在武阳丰看来，患者隐私固然很重要，但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患者不依从治疗的原因非常复杂，不仅仅是因为记不住。”他给记者举例说，一位患了重病的老父亲，经济条件不能负担所有的治疗费用，需要儿女出钱。当着子女的面他可能接受治疗，但背地里为了给孩子们省钱又偷偷把药停了。如果用了这个技术，就可能侵犯了这位父亲的“隐私”。“但这毕竟是小概率事件，不能因噎废食。”武阳丰强调，正像不能因为药物有一定副作用就放弃使用药物一样。“应该说‘数字药片’对医生、病患或监护者而言肯定是利好的。”

据了解，在“数字药片”获准上市时明确规定：数字药片的最终信息，患者既可以在智能手机上检查药物的摄入情况，医生和护理人员也可以即时收到这些数据。前提是只有在病人同意的情况下，这些信息才能被转发给他的医生或护理人员。

武阳丰坦言，我们应当拥抱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医学新方法，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长期困扰的问题。当然，任何事情有利就有弊，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必然的。相信在使用中不断积累经验和相应的管理办法，就可以把这些弊端最小化。“而且相比药物本身的临床价值，Abilify MyCite更大的价值也许在于为类似的药物与科技的结合铺平了道路。”

　　助力慢病管理新范式

美国约有近1.17亿人患有慢性疾病，且近50%患者的疾病没有收到良好的控制。究其原因就是用药依从性差以及缺乏追踪和及时的治疗。据估算，2009年美国医疗系统因此花费了近2900亿美元。而中国慢性疾病已呈井喷状态：2.6亿人患病耗资3万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