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克友：新股业绩为何频频“变脸”

很多时候，当“老办法”遭遇到新问题，我们会怀疑“老办法”的合理性。比如说新股业绩变脸就属于这样一类情况。

有业内专家统计，2016年至今上市的新股和次新股中，至少已有30家公司今年一季报出现亏损；如果加上业绩下降的公司数量，估计比例在15%~20%左右。专家表示，在今年一季度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如此之高的业绩首亏和首减比例，为历年罕见。有专家认为，这是因为IPO机器加速运转，所以带来了这个结果。

IPO的加速，被看成是市场化改革的一部分，即增加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供应，更多地让市场配置资源。按照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说法，工作的基本制度是尊重市场机制，顺应市场需求。

新股业绩变脸，被认为是遇到新问题。于是，人们很容易将矛头指向证监会，指向当下IPO的加速，甚至指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新股业绩变脸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

比如，2016年这个时候的新闻显示：A股一年中总共有145只新股、次新股上市，结果有58只净利同比下滑，占比达到四成，11只次新股一季报亏损；2015年这个时候的新闻显示：次新股公布的一季度业绩预告普遍不佳；2014年这个时候的新闻显示：在一季报发布后，其中8家新上市公司发生了业绩亏损……

没有数据显示，今年新股和次新股业绩变脸更加严重，比例更高。其实，证监会已经加大了审核力度，尽量防止企业“带病过会”，今年1~4月份的过会率82.24%，为近年最低。但IPO速度的加快和数量的增加，也可能客观上间接导致新股和次新股业绩变脸的数量增加，但这更可能是一种错觉。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新股业绩“变脸”和IPO的速度与数量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内生于目前的IPO审核制度本身，内生于资本市场监管体系的完善程度。

不让IPO“带病过会”，是审核制度本身难以完成的任务。按相关报道，证监会发审委总共才几十个委员，2016年主板召开了199次发审会，审核家数最多的4名委员全年审核首发企业分别为73家、69家、69家和69家，这怎么忙得过来？

需要指出，审核制度本身和证监会的监管职责，不应混为一谈。不能说，审核越严格，监管力度就越大。证监会的监管，应更多地体现在市场监管的其他方面，比如打击操纵股价、内幕交易、虚假信息等。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正是审核制度牵扯太多精力，影响了真正监管职责的发挥和实现，也导致一些IPO的公司敢于“带病过会”。

因此，需要改革的不只是IPO的速度或者数量，更是审核制度本身。而且，IPO速度的加快和数量增加，并不意味着就是市场化改革。如果IPO审核制度本身没有改变，IPO的加速或者收紧，都在发审委的手里，不过是随时可以改变的一个系数。

在很大程度上，新股业绩“变脸”，正是长期以来市场化和监管“双重不足”的一种产物。

要知道，监管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资本市场上，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也意味着监管部门的归位和尽责。因为市场化改革的深化，需要更加有力的监督。同时，市场化改革越是深化，也越有利于监管部门回归本位。监管任务艰巨，不应成为改变市场化改革方向的理由。这是监管和市场化的辩证法。

但现实的问题会更加复杂。监管不足，往往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障碍。比如，在证券法修订草案二审中，IPO审核制度的改革就变得更加谨慎。

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作汇报的一审稿中，明确提出推进股票注册制改革。在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建作汇报的二审稿中，则指出“注册制改革相关准备工作仍在进行，具体改革举措尚未出台，暂不做修改”。

西南政法大学曹兴权教授认为，这体现了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区别，前者“思维激进”，后者“思维保守”。换句话说，经济学家们更看重市场化改革，而法学家们更注重监管。但笔者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其实，两者的目标并没有根本冲突，而应该是同一个方向才对。因为市场化改革，并不妨碍加强监管，反而更有利于监管的实现。每经评论员 傅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