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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二把手”离职,企业“兄弟”能走多远?

2017-03-30 09:22:16    新京报  参与评论()人

郭广昌的创业兄弟,复星集团的“二把手”梁信军“意外”辞职多少让人唏嘘不已;但企业合伙人的“分手”问题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企业“兄弟”究竟能走多远?

1992年和校友郭广昌一起创立复星集团的“二把手”梁信军3月28日晚宣布辞职,辞去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CEO等职务。作为复星集团四位创始人,梁信军长期活跃于投资领域,善于表达,此次辞职颇令人意外。梁信军将辞职理由归结为“身体原因”,这几乎是高管辞职一个“通用”理由之一。

据郭广昌发布致复星同学的一封信称,一个多月前,和梁信军吃了次饭,聊了三个多小时。那天梁信军第一次向他提出:因为身体原因,想暂时休息一段时间。他非常震惊,梁信军又再仔细地考虑和坚持,才有了今天他们共同的决定。并称反省对其过于苛责。

梁信军突然离职是否仅因“身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是20多年的“兄弟情深”如今在事业上分道扬镳,多少让人唏嘘不已。即便抛开梁信军离职的具体原因,企业合伙人“分手”问题也具有较强的普遍意义,值得我们去深思:企业“兄弟”究竟能走多远?

俗话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创业初期,企业成功并不是因为团队结构有多优秀,团队成员间的齐心和信任感更加关键。在多数情况下,创业者会遵循非理性逻辑来组建创业团队,而不是团队成员的资源、能力及匹配等理性逻辑。例如微软比尔·盖茨和童年玩伴保罗·艾伦,惠普的戴维·帕卡德和他的同学比尔·休利特。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非理性逻辑的团队也会带来“非理性”约束。郭广昌与梁信军共同走过了25年“创业道路”,已经是“中国好合伙人”的典范了。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一句经典台词说:“千万别跟丈母娘打麻将,千万别跟好朋友合伙开公司”,电影中三位合伙人最后分道扬镳,而剧本的原型——新东方的三位创始人也以“分家”收场。万通六君子、柳传志与倪光南、真功夫内斗、国美之争、雷士照明等,曾经的好兄弟、好哥们“分手”,不乏剑拔弩张甚至牢狱之灾。

亲兄弟明算账,但在创业伙伴中,这个“账”不好算,主要原因就是将兄弟“私情”与企业经营的“明算账”混淆在一起了。这当然并不是说企业“兄弟”成败是一个必然“悖论”,也不是说非理性逻辑的“创业兄弟”不好。西方“企业兄弟”成为美谈的佳话远比我国多,这是因为西方虽然也讲究“兄弟”信任关系,但在具体企业经营中更多是奉行“普遍主义”,其行为法则遵循熟人、生人一个样,由客观“规则”起主导作用。

相对于西方社会的“规则”制,我国承袭西周以来的家长制,由血亲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促发了国人“人情”思想浓重。“人情”所代表的价值是金钱难以企及的,但其负面也导致了行为处事时难有客观标准,常是以不同标准对不同人。

然而,在历经全盘西化后,现代社会照搬西方社会“法制”制度,但内里却依旧以传统亲缘观念为重。由此造成了血亲下的“人情”与规则下的“法制”产生了冲突。具体到公司经营上,则是股权等法定关系一片“混乱”。当管理者之间本应平等相待,却碍于因人情,在股权、决策权的分配以情分深浅主导时,难免造成当事双方产生其他想法,分道扬镳也只是时间问题。由此看来,企业兄弟阋墙的本质,是法治背景下的人情定位。

因此,企业“兄弟”并非必然分道扬镳,而是要在具体企业经营中以“规则”为导向,分清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要想走得更远,就必须实现“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私人情感领域讲“兄弟”,但涉及具体经营管理如利益分配、决策权等,还是要遵循契约精神、贡献决定权益分配、控制权与决策权统一等“普遍主义”原则。

话也说回来,由于我们得到的信息并不完整,梁信军的离职是否如其所言尚难以判断,但这对“复星同学们”却未必是一件坏事,郭广昌的“震惊”也未必不是“客气话”。毕竟,尊重企业成员的个人意愿,无论对企业还是对员工都有助益。

而具体到企业“兄弟”的问题上,我们终究期盼他们在创业道路上走得更远、更久一些,毕竟充满“人情味”的创业会更令人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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